《周易》中的诗歌及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社会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研究、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

　　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1〕(卷八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3〕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 〔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6〕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 〔4〕（《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阳平发**。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众。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

　　《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 〔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慧远一代宗师，“少为诸生，通《六经》及《三藏》” 〔8〕（《晋庐山慧远传》），精通《易》理。僧 “通《六经》及《三藏》” 〔8〕（《晋长安大寺释僧 传》），现存支遁诗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语词。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阐发易理，而是与佛理相印证，或者以易解佛。如释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 〔8〕（《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传》）。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序》云：

　　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这哪里是释迦大佛，实在是《周易》太极的神像。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云：“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3〕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则宜高尚其迹。”〔4〕这是借时人熟悉的《周易》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作论证。由此足见僧人中的贤智之士于《周易》修养之一般。

　　清谈是《周易》在上层名流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三玄”之一，《周易》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晋书·王湛传》载：

　　（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头”书，其侄王济“何用此为”的问句，于嘲笑中透出这样的信息：只有名士才读《周易》。王济于王湛处“留连弥日累夜”，清谈《周易》义理当是重要话题。

　　清谈《周易》，有时是一人清言，如上段引文中王湛“清言”，即自己一人阐述《易》理，因此说“济所未闻也”。《世说新语·文学》云：

　　宣武集诸名贤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9〕（第217-218页）

　　桓温说卦是一人讲，众人听。因讲法呆板，引来简文帝讥诮。有时为两人问答。如同书云：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9〕（第240页）

　　有时候是众人共坐，听两人拈题论难。如同书云：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9〕（第238页）

　　清谈促进了《周易》的传播，更加深了对易理的探讨和理解。同时也表明易学派别之间存在着论争。殷浩、刘惔属于继承王弼以玄解《易》新方法的玄学派，《晋书》本传说他们都好《老》、《庄》。孙盛则是传统派的支持者。从他们之间辩论的现场看，东晋名士多赞赏王氏易学，否则“一坐咸不安孙理”、“一坐同时拊掌而笑”就无从解释。简文帝是刘惔的岳丈，王、谢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等名士皆好老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明显倾向于老庄。元帝立《周易》为博士，首先考虑的是王弼易学，而不是郑玄易学，也很能说明当时名士对于玄学派的格外青睐。刘义庆《幽明录》和殷芸《小说》都记录了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传说：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深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10〕（第165-166页）考虑到记录这则传说的刘义庆是离东晋最近的南朝宋代人，这一传说应当在东晋就已经存在，其贬王褒郑的情感倾向显示了新旧易学派别之间的矛盾。

　　易卜也是《周易》传播的特殊而重要途径。东晋时期方术活动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通晓《周易》卜筮的术士，他们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卜是用《周易》来占卜，东晋时依然用《易》卜决策和预测过**事务。《晋书·郭璞传》载晋元帝初镇建业，郭璞应王导之命卜筮，遇《咸》之《井》。《晋书·五行志中》载：王敦反，温峤、庾亮欲往征讨，令郭璞卜筮，卜云：“元吉。”《搜神记》卷二称有人得伤寒病，“垂死，令璞占之，不吉。”郭璞以厌胜之术保其无恙。庾阐著《蓍龟论》云：“蓍龟之运，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易》卜实际上并不一味**卦兆，往往贯彻人的意志。《晋书·郭璞传》云：

　　（王）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

　　《晋书·五行志中》载：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 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

　　不敢尽言。吾等与**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

　　郭璞卜筮的结果也代表了他个人的**倾向，非仅为卜筮而卜筮。其实令人卜卦的人，除了无知的庸人，大多借以自造舆论。统治者尤其如此。上引卜例中多有个中信息。因此《晋书》卷七六《王廙传》载王廙《奏〈中兴赋〉疏》云：“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子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下之历数在陛下矣。”

　　与借卜筮表达政见相通，东晋时期，精通《周易》的臣下，还时常借易理立论进谏，这也促进了《周易》的传播。郭璞感于“刑狱繁兴”〔4〕（《郭璞传》），曾上《省刑疏》、《日有黑气疏》二疏，引用易理分析卦象和自然现象，表达减省刑狱的政见。《晋书·蔡谟传》载蔡谟上疏谏止征西将军庾亮移镇石城，开篇即云：“时有否泰，道有屈伸”，依《易》立论，最终说服了庾亮。《晋书·江逌传》载江逌为谏止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上疏云：“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引《易》卦以明理，增强了说理效果。

　　对诗文小说的影响

　　由于经典教育的传统得到延续和普及，东晋士人大多或多或少地得益于《周易》方面的修养。东晋文人也是如此。在东晋著名文人中，受《周易》影响最显著的是郭璞和干宝。在郭璞的诗文中有近十题明显带有《周易》的印记，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所受《周易》影响已略如前论，此外其《晋纪总论》中也明显闪烁着《周易》的魂灵。其他作家像湛方生、陶渊明、刘琨、王廙、王胡之、孙绰、顾恺之、戴逵、支遁、慧远等人或多或少于诗文中留有《周易》的影子。如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11〕 （《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很早就接触到《周易》。

　　《周易》对东晋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周易》的概念范畴如乾、坤、阴、阳、否、泰、太极等入诗：

　　厄运初造，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再覆。（刘琨《答卢谌诗》）〔12〕（第851页）

　　茫茫太极，赋受理殊。（孙绰《丧哀诗》）〔12〕（第897页）

　　若乃太阴下沦，少阳上升，蜇虫将起，动灵先应。〔3〕（第2235页顾恺之《雷电赋》）

　　乐哉一生，无泰无否。〔3〕（第2270页湛方生《北叟赞》）

　　这些被引入诗文中的《周易》概念范畴加强了诗文的玄理意味，但多缺少形象，难免生涩。不过，也有些概念范畴由于已化入日常口语，引入诗文后避免了这种缺憾。如“损益”：刘毅《请移江州军府于豫章表》开篇依《易》立论云：“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下文便紧扣“损益”立论。《全晋文》卷一二七丁谭有《上书陈时事损益》，表明“损益”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词。又如“三才”，语出《周易·说卦》天、地、人总谓，在东晋变为成语，陶渊明《形影神·神释》云：“人为三才中。”〔11〕（第36页）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云：“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12〕（第1080页）

　　《周易》是玄谈的基本读本，染指玄理极深的玄学诗人创作的诗歌往往杂有《易》理。如孙绰《与庾冰诗》云“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乾象摧栋。”《赠**诗》云：“藏器掩曜，涉易知损。”王胡之《答**诗》云“泰不期显，在悴通否。”都明显杂有易理。旧论玄言诗多侧重于其老、庄、佛三家义理，而实际上《易》理也是玄言诗要表达的主旨之一。

　　第二，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诗文。如：

　　砰棱震雷咤。〔12〕（第858页李颙《百般日诗》）

　　大象内，照曜实显影。〔12〕（第949页张奴《歌》）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12〕（第1080页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3〕（第2370页支遁《弥勒赞》）

　　乾光坠影……龙德时乘。〔3〕（第2152页郭璞《客傲》）

　　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12〕（第865页郭璞《游仙诗》之一）

　　大象运四时，功成者自去。〔11〕（第128页陶渊明《咏二疏》）

　　与直接以概念入诗不同，用易“象”入诗很好地契合了诗的形象性特点。在诗中“易象”由于同情理结合紧密，便成为具有审美意味的意象，“象”实现了由哲理向诗意的转化。如郭璞《游仙诗》“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就是很好的例子。《周易·乾》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13〕《大壮》云：“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13〕郭璞这两句诗是说：出仕固然可以为君所用，如见龙在田，会有所作为；可若想再从仕途退向山林，则如公羊触藩，进退不能。这里既引入易理，又引入《易》象，使诗意的表达不显干枯，具备了意与象交融的审美意味，这类诗就避免了直接以概念入诗带来的生硬阻隔。

　　第三，《周易》句式、形式对东晋诗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周易·系辞下》云：“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12〕“仰俯”句式在东晋诗文中屡屡出现：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仰观大造，俯资时物。〔12〕（第899页孙绰《答许询诗》）

　　俯挥素波，仰掇芳兰。〔12〕（第916页徐丰之《兰亭诗》）??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1〕（第133页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仰俯”句式在此已不仅仅是句式，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如动作的节律化、时间的瞬变、天人合一的玄同等等，无不如丝如缕地氤氲着《周易》的气息。

　　说到诗的形式，东晋时女子苏若兰的《璇玑图诗》不能不称为天下一绝。它又称《织锦回文诗》，据说纵横推求，可得七千余首三至七言诗。《旋玑图诗》诗歌形式回环往复，阴阳运行，如神龙见天，无首无尾。意旨所归乃在情之太极。《易》以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而变化无穷，阐幽探微，窥视太极。《周易》变化无穷的卦象正如《璇玑图诗》回还往复的诗语，《周易》所求太极之理，正如《璇玑图诗》所抒刻骨之情。《璇玑图诗》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真是得《周易》之壸奥！

　　第四，《周易》万物迁化、乐天知命等观念深深地渗透进诗文情思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4〕（卷一三○）又云：“《易》以道化。”〔14〕（卷一三○）《周易》长于应变，其中大化运转，万物迁流的观念是一大特点，故《周易·系辞》倡导“乐天知命故不忧”。魏晋时期，天下板荡，人事乖变，白云苍狗，生命无常。东晋文人于此感触良深。但由于玄理浸染，他们普遍追寻一种与化流迁的人生境界：

　　恢心委形度， 亹亹随化迁。〔12〕（支遁第1081页《述怀诗》二首之二）

　　大矣造化功，万物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9〕（第216页羊孚《雪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1〕（第37页陶渊明《形影神》）

　　乐夫天命复奚疑。〔11〕（第162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这是诗性心灵感悟宇宙奥理后的自觉解脱，当然其中离不开《周易》哲理的深刻启示。

　　第五，《周易》立象尽意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东晋文论。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观点，经荀粲、欧阳建等人的辨析，成为易学哲学的特色问题之一。至东晋尚余嗣响，《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9〕（第211页）东晋文艺重写意，玄言诗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此，东晋书法也是如此。表现在文论上即倾向于赞同言意之辨中的重意派，推崇超越形式的文艺境界。当然同时也不舍弃形象与形式。陶渊明诗文中追求去除伪饰的自然真境，他的诗虽名为田园诗，但客观摹象非其宗旨，由象得意，抒写胸怀，进入真境，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第89页）《饮酒》二十首之五“好读书，不求甚解”，“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第175页）《五柳先生传》《晋书·陶潜传》称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4〕（卷九四）在陶渊明这儿，“言”、“书”、“弦”都不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是“意”、“得”、“趣”。他要追求和体悟的是超于形、象的意境。但纯粹的哲思又非诗人所为，所以他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11〕（第145页）《感事不遇赋序》“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11〕（第112页）《拟古》九首其六“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11〕（第120页）《杂诗》十二首之九还是要借助“文”、“诗”、“篇”以导达“意气”，抒发“伊怀”，寄托“绝音”。又《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9〕（第256页）

　　文康的“赋不尽意”观正是“言不尽意论”的翻版，而子嵩“有意无意之间”的回答则是对借言、象尽意论的巧妙运用。《世说新语·文学》又记：阮孚读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后，感慨道：“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形超神越。”〔9〕第257页?郭璞诗句所传达之意，只可意会，“实不可言”，但郭璞确实又借言传达了此“意”，致使阮孚“形超神越”。对于读者阮孚来说，他感动的不是语言，而是“形超神越”的境界，但又是借助郭诗。不论就作者还是读者，东晋文人更推赏脱略形迹的意境，但同时不否定文学语言形式，而是以之作为进入化境的凭借。这些都打上了易学言、意、象关系之辩的印记。

　　《周易》，特别是京房易、费直易、管辂易，连同当时郭璞等人的占筮易在东晋广泛流传，不仅影响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影响了志怪小说的产生和繁盛。东晋许多志怪小说实际就是《易》卜应验事实的记录。现存干宝《搜神记》460余条中就有80多条写术士筮例或者引《易》类著作中的话语以验证怪异现象的“合理性”。其中写到的术士有管辂、淳于智、郭璞、隗炤、费孝先、韩友、严卿等，被引用的《易》类著作几乎全是京房《易传》，此外京房《易妖》、《周易》原文各有两三处。据干宝《搜神记序》，这些志怪小说有的承于历史典籍，有的“收遗逸于当时”，后来多被《晋书》、《宋书》中的《五行志》等采用。除了《搜神记》外，梁代就已署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宋刘义庆撰的《幽明录》、无名氏的《录异传》等还记有吴猛、郭璞、杜不愆、隗炤等易家术士的怪异传说或卜验筮例。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与《周易》相关的篇章。如《世说新语》中有郭璞逸事六条，所记人物不少提到他们的《周易》修养。但总的看来，志人小说没有志怪小说与《周易》关系直接而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