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保护城隍庙的意义与价值

闽台一水相隔，地域相近，长期以来福建人民和**同胞在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其中，**的城隍信仰源于福建，根于福州冶山都城隍，因此，开展两岸人民所共有的城隍文化研究，将城隍信仰的文化内涵与积极意义进行探索，对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一 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人民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城隍崇拜是**特有的一种宗教信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国各地的城隍庙都是由道士当家，各地城隍的诞辰庆典，消灾解厄请城隍出巡的仪式也都是由道士来主持的，这说明了城隍信仰是属于**道教的一个范畴。我国各地的城隍庙，多是佛、道、儒三教合一，所以，不能排斥儒家的思想，“天人感应”、“天罚神遣”和佛教的“轮回”义理、“因果报应”的学说对城隍文化的渗透，比如：福州冶山福建都城隍的一副对联：“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有余德，德尽则灭。”此联的含意，就是引用“三世果报”的说法警示世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种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诱导，容易被世人所接受；假如人人都有爱心，不干坏事，整个社会的治安就稳定多了，因而也易于被官府所接受，不予干涉。 我国自唐宋以后，城隍信仰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崇。明朝朱元璋限得皇权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防止为官不仁，导致**，多次提高城隍神的地位，洪武二年（13**年）正月，大封京都及天下城隍，诏示天下建立府、州、县城隍庙，规定城隍的官阶规格与当地官署的正衙相同；洪武三年，将城隍这祭列入**祀典，“定庙制，高广视官署厅堂”，“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令主之。”后来又形成地方礼宾司上任必须斋戒沐浴，祭拜当地城隍的惯例。这样逐级封爵，逐级拜祭，使老百姓心中有了一阴一阳两个衙门，加上阳间的地方官有判不明、断不清的案件，或遇自然灾害非人力所及而求助城隍的事时有发生，也造成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似乎阴官比阳官高，以致城隍信仰遍布各地，深入民心。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改建京城城隍庙竣工后，曾对翰林院学士宋濂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其子朱棣有一道诏书亦有“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侥幸而免”之句，都道出了封建帝王推行城隍信仰，利用神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对此，《明史.礼志》、《太祖实录》均有所记载。 二 我国城隍信仰自远古时代天子蜡祭水庸始。早期城隍所祭祀的是城池建筑物，这是自然万物皆有神的观念使然。查《礼记》“郊特篇”有“天子大蜡八。祭坊与水庸，事也。”（郑玄注云：“水庸，沟也”）古时岁末，夏称嘉平，商称清祀，周称大蜡。《礼记》“礼运篇”又有：“天子大蜡八。水庸居七。”说明春秋时代天子岁终祭祀的八种神中，第七种是水庸神。而在赵翼《陔余丛考》卷35中亦日：“水则隍也，庸则城也。”均说明城隍是由水庸衍化而来的。 城隍神由自然神嬗变为偶像化、人格化的神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据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二记载：“后世以为高城深池，捍外卫内，其英灵之气或炳而为神，不可无祀。其祀与山川社稷同义。世人不察其理，往往以人道处之，面目冠裳，侈加封号，失之矣”，①彭韶《兴化府重修城隍碑记》亦载：“隆者为郭，洼者为池，四环而高深，固为城隍之像矣。然人之仰畏，不于其形而于其神，即神目之，则必想其容仪，思其动静，精神会聚，灵感斯通，……塑绘从之而生。”②这两则史料记载，都形象地反映了城隍神偶像化的由来。 城隍神称为“城隍爷”，可追溯到五代清泰年间（934-936年），后唐末帝敕封城隍王爵始。《王礼通考》载“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西汉御史周苛，守荣阳，当项羽攻下城池时被俘，项羽以封其为上将军、享万户侯诱降。周苛非但不降，反怒斥项羽，被烹煮而死。刘邦即位后，思其忠烈，令天下郡县各附城立庙祀之。此事在宋人林通《长乐图经》和清乾隆《福宁府志》均有记载，说明了城隍信仰带有人文崇拜的内容、赋予人格化的城隍神，系出自汉代。 福建最早的城隍庙，是福州冶山都城隍庙，晋太康三年（282年）迁城时所建。1716年来，历经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均有所扩建，即使因战乱、火灾毁去，亦有官府或善男信女们捐资重建、修葺。**于1996年，在福州市人民**重视支持下，海外乡亲的热情资助下又在原址重建，现庙宇巍峨壮观，内祀主神除周苛外，还有13位自唐至明的名臣烈士，如：唐光禄大夫樊公，宋少师忠惠蔡公、知武冈军杨公、参政知事张公、直龙图阁孙公、将军卢公、烈士范公、元太尉忠献董公、行省都事蓝公、侍御史韩公、英义侯阙公、楚国公李公、明大夫汤公。③他们生前刚正不阿，忠于职守，卫国安民；有的重教学兴，创办**院，兴利除弊，具有卓著的政绩或美德，深受福州人民的景仰和爱戴，所以在他们死后，还希望借助这些官员、烈士的英灵，继续于冥冥之中发挥护国佑民的作用，遂附祀于冶山都城隍庙。 三 城隍信仰和祭祀活动有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在城隍庙修建过程中，事先总要约请当时的社会名流撰写对联刻在门楣和大门的两旁以及庙里的石柱上，内容多系为庙的主神**或警世之言，其含义不但富有哲理且遂远，如山东淮县城隍庙有一副清代郑板桥的对联：“切齿漫嫌前本长，平清只在局终头”上海城隍庙的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安微城隍庙的对联：“任凭你无法无天，到你孽镜悬时，还有胆否？须知我能宽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转头来。”等等。除了劝导世人多做好事，与人为善，还给犯过错误、干过坏事的人留下一条退路，劝其及时觉悟，改邪归正。这与佛教宣传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同小异，都是劝导人们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其次，各地城隍庙建成后，总要请当地名人或官员撰写祭文或碑记，在每一年一大祭数小祭的活动中，也多请名流雅士来吟诗作对，这都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资料和优美的诗文，如唐代张说《祭荆州城隍文》、李白《鄂州刺史韩公德政碑》，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宋代陆游《宁德县城隍庙记》、《福州城隍祈雨文》；元代韩从政《佑圣王灵应碑记》、虞集《大都城隍庙碑》；明代叶向高《福清县重修城隍庙记》、信阳知州胡守安《任满谒城隍》诗；清代漳州府学司训朱莲《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彰化知县杨桂森《履任告城隍文》等等。其中，尤以唐代李商隐撰写城隍陴文为最多，可考的有《祭衮州城隍文》、《祭桂州城隍神祝文》、《为怀州李使君祭城隍文》、《赛城隍文》等4篇。这些传世之作，可为后人了解历朝城隍的修建情况、考察地方官吏的修庙行为，以及自然灾害、洗冤判案，抵御外侮、监别善恶等提供了非常翔实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