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的生平轶事

杨公骥先生生于1921年1月16日午时正，祖父命名为“杨正午”，名以纪时。入小学时，校长王先生却觉得这个名字属于“破头话”，不吉祥。擅自为杨先生更名为“杨振华”。当时杨先生的祖父认为这个名字很俗气，因已经登入学籍，也没有办法。
1937年求学时杨先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公忌”截取自黄历中的“杨公忌日”，很是不祥。杨先生解释说改这个名字是为了反抗万恶的社会。表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宁愿“十凶大败”，甘心“诸事不宜”。并且不畏公论，不循世法。这也表现了年轻时杨先生的玩世不恭。
1946年，杨先生被调往东北解放区，行前，挚友吴波规劝他不要愤世嫉俗，要踏实肯干，为人民服务。并以“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之意为他改名作“杨公骥”。 【在正定家乡期间】
“祖父教读时选材很杂，有的是选自常见的经史子集，有的是选自野史笔记，读来很有趣。他主张'开卷有益'，从不限制我的阅读范围，所以我小时看过许多章回小说、弹词、鼓词和唱本，也看过一些儿童不宜看的书。这样便激发起我的读书欲，养成了读书习惯。”
【在长沙读中学时】
“长沙是都市，买书或借书都很方便。这时期，我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许多著作和译文。我学习中涉猎的科目之所以如此庞杂，并不是出于计划，而是被学习中的疑难所牵引。其情形往往是，始则由一点疑难出发，继之跟踪求索，进而转向扩延，终于跳槽越界，由学这一学科转至学另一学科。例如，当时历史学界正在争论**历史的发展阶段，说法不一，犹如聚讼。我参阅了各方的文章，但为了判断争论中各方所持论点的是与非，就必须审度各方为证实自己的论点而摆出的种种论据。对此我却懵然不懂。为此就得‘跟踪’学习，阅读金甲文、殷商报告书、古代社会、考古学、经济、学希腊史、卡尔-冯学说等的有关文章。这样我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广，知识面也从而越来越宽。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拔，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对后者不通晓，对前者难精通。”
“有时往往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而不知不觉中引起我对许多学科的兴趣。例如，由于我母亲生我时难产而死，所以我隐痛在心，总想探其究竟，为此曾在湘雅**学院借了一堆妇产科**书仔细阅读。读时，阅文观图，一面恍然大悟，一面冷汗淋身。在我少年时的潜意识中总觉得这是对生身母亲的**不敬。不过我由此开始对生物科学发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以后，由此扩延开来，我看了不少有关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古人类学、性心理学、婚姻史、一般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以及民族民俗、图腾禁忌等方面的文章。当我以后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我库存的有用材。”
【延安的七年时光】
“这时，我的学习方方法是：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便联系我所具有的各学科知识和各种生活知识，用这些知识验证理论，充实理论。这样，理论对我就不再是抽象的条文，而变成了贯通我的实感的观念，成了我的血和肉。当我学习各学科知识或生活中有所见闻的时候，便联系我学到的理论，用所掌握的理论分析、综合、判断这些知识。这样，这些知识对我就不再是零散的知闻或肤浅的印象，而变成了我的系统理性认识。如此这般，便可使感性与理性，材料与观念，具体感受与抽象思维相互联系，相互增长，相互提高。”
【长白山的老林中】
“我又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真仔细地通读，目的是为了认识我所生活的这一时代一些荒诞的观念何以竟成为现实，其历史前因是什么，其前途又将如何。处于深山老林上漏下湿的茅屋中，或在蚊蚋扑面的深宵，或在风雪严寒的长夜，在半明半灭的小油灯下，我请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好好地教育了我，使我发现自己以往很多思想是幼稚的简单的和错误的。这才使我比较深刻而有实感地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魏特林、蒲鲁东、巴枯宁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巨大原则区别，认识到后者的思想体系、实践表现和社会后果。从而，我理解到一切**的发生，并非人为，并不偶然，而有着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由于有着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所以它的发生乃是历史进程之必然；但也由于它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势必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而激怒人民，所以它必将归于失败，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思即我在，认识即力量。由于我有了这点认识，所以我对**的前途抱有信心，很乐观。正是由于这点乐观看法，我的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两年后便能烧火做饭，还能拄拐上山坡捡柴草，或到猪棚掏粪。” “1948年下学期，我开始写《**文学史》讲义 。当时，**浴血苦战，天天打胜仗。基于责任感，我觉得在我这一**岗位上，也不应该打败仗。但我自知，由于战争的缘故，我学业已经荒废，若想工作上打胜仗，必须抓紧提高。这就需要占有与**文学史有关的全部第一手资料。我于是便日夜读书，做索引，抄卡片。当时，我工作繁重，白天给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两门不同的课，课外便领学生挖山考古，夜间备课后，就整理研究出土物，同时为了查阅日文资料而突击学日文，此外还要挤时间写《**文学史》讲义。这样我便养成了熬夜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不眠，精神不支时便用浓茶、烈酒、关东烟刺激之。如此这般，连续了十年。”
“由于常年熬夜，我的健康受到损害，刚过三十岁，血压便开始升高。1958年秋冬之交，我出现脑血栓阻塞，接着害起心脏病，几度濒于死亡。病中寂寞得很，于是便躺在床上注释、考据盛唐时代的民歌。这些民歌是我于1953年在《敦煌缀琐》中发现的，我选了28首，并作了校勘、注释、考证。在注释上我的主张是：注释古代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是语言学的注音释义，而应该是以古时社会的‘现实生活’注疏解释当时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要用有关当时社会的典章礼法、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大量资料来注解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样，通过注释，不仅要消除古今语言的隔阂，不仅要使读者懂得作品的语音语义，而且要使读者由此熟悉产生这一作品的现实和这一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从而犹如置身其境地认识评价这一作品的艺术形象，历史主义地体会这一作品的美学情感。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探讨**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因此，我在考释这些盛唐民歌和变文时，使用并征引了《唐大典》、《唐大诏令》、《唐律疏议》、《册府元龟》、《唐会要》、《全唐文》、新旧唐书、唐人诗文集、野史笔记、《全唐诗》等我所能见到的全部唐代文献资料。这当然是很费力的，不过我一向主张杀鸡要用宰牛刀，我认为这不仅是治学方法的问题，而且是治学态度的问题。”
“在农村住了四年，与一些老农成了朋友，朝夕相聚，唠闲嗑，使我学到很多生活知识。我借此做了一些社会调查，收集了一些民间故事或地方传说，还记录了一些方言、俗语、俏皮话、歇后语、匠人切口、山林行话。我一贯认为：有人处就有生活，有生活处就有学问，有学问之处就应该之以学习、探索、研究。这不只是由于个人对生活的爱和兴趣，也是由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因为，作为社会科学（如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的智慧主要是从他的生活实践和生活阅历中获得的，而不是来自古代的历史材料。对孔子的史料再熟悉，熟悉到犹如孔子本人，犹如孔子的现世身，然而古之真孔子并不能对自己做科学结论，那么今日的假孔子又何能置一词？对自己同床共处、白头到老的老婆的性格都摸不透的人，是无能分析大观园中的女性形象的，此理至明。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无知少识像个白痴，但研究起古代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来确是天才——此古今中外未之有也。因此，我一贯重视现实生活实践，尽可能地从这实践中积累生活知识，锻炼思维能力。” “我在南方求学时，每逢寒暑假无家可归，父亲便让我到各省去旅行。他的理论是：若令学问长进，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在三年期间，我游历了七个省。期间，在武汉徐家棚，我看到过难民卖儿鬻女的人口市场；在洛阳和株洲，我看到过街头两侧横倒竖卧的饿殍；在郑州，我读过因抢吃饭馆馒头而被斩首示众由刘峙署名的**告示；在南京和上海黄昏时分的马路上，我看到成行成列的拉客的**女，有的是比我年龄还小的童**。在各省，我见过**毙**党人的告示；在长沙识字岭，也凭吊过因所谓资匪罪而被**杀的**农民的尸体。随行踪所至，我看到旧**悲惨的人生，看到了苦难，也看到了反抗。另一方面，由于父亲的关系，我也曾进出过达官贵人的公馆，参与过豪华奢侈的宴乐。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另一方面是荒**无耻。这些见闻和实际感受，加深了我对鲁迅的杂文、进步小说、社会科学著作的理解。……1938年，我以杨公忌之名参加了**。”
**之初，“破四旧，立四新”，“新创造”和“新事物”层出不穷。但由于我读过些“旧书”，所以很快发觉，所谓这些“新创造”和“新事物”几乎无一不是“旧事物”的变形再现。不妨举数例：如“剃鬼头”来自古“髡刑”，“画鬼脸”本于古“墨刑”，此乃周秦之古刑；“**游街示众”即古时之“荷校徇于朝市”；“大字报”即宋明时代的“揭帖”。其次，“小将”认为“**者”是“红党”，所以“尊红贬白”，“以红克白”，于是戴白帽穿白衣的交通**于1966年9月为之“易服色”，再也不允许“白党”指挥“路线”了。同样逻辑，改“绿灯放行”为“红灯放行”，这样便可“兆”**之通行无阻。“小将”又认为“**者”乃“左派”，所以“尚左憎右”，“以左克右”，于是改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车与行人纷纷靠“左”，此“兆”“左派”大增，大吉大利。同样逻辑，敬礼改用左手，部队改为“向左看齐”（此口彩便甚吉祥）。这些虽荒诞可笑，但“荒诞”也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如寻根溯源，这乃是在古代“巫术禁忌”、“方士厌胜”和封建忌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而“创造”的。此外，新创的“忠字舞”乃是本于唐、宋“朝仪”中的“山呼舞蹈”，给领袖名讳戴上几句颂扬词，这乃是袭自唐、宋、元、明、清皇朝“礼殿”所谓的“上尊号”。生当二十世纪，在我们社会主义**里，这些几千年前的陈规旧习竟能够大张旗鼓、踊跳呐喊，活灵活现地纷纷上场，岂不使人惊，岂不使人悲，岂不使人惧！我不能不纳闷，我们新社会长大的孩子们，何以通晓这些封建时代的陈旧观念？像“髡”、“墨”已废除近一两千年，“小将”们从何处学会这些古老刑罚？为何使得如此“得心应手”？鲁迅或说：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但我知道，孩子们的娘老子大多也没有读过《尚书》、《周礼》，历代史书“礼仪志”、“五行志”和“杂吉凶百忌经”“五行吉祥瑞应占”。由此，我开始感到**封建主义思想传统和习惯的“威力”：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潜移而默化，犹如易卜生所谓的“**”，犹似遗传之“基因”，感染着或潜伏于一代代孩子们的心灵深处。传统的力量是可怕的！于是我内心出现了生平未曾有过的大苦闷、大悲哀。
“1973年，有白发老学生远道来看我，对我落泪道：”老师少年时便参加**，想不到老来时，下场竟如此狼狈！早知如此，就悔不当初了罢？我答道：“这是历史的必然道路。**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行，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我还会照旧这么干，我毫无悔意。”
“现在有不少旧东西，封建的腐朽的堕落的，便是以革新的名义出现，这大多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针对马克思主义。他心里有话不说，不公开讲出来。当然，如果有谁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但起码得看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的青年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老一套，早过时了。我问他：你看过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他说不出来，有的连书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只看过**散发的为篡改马克思主义而编的马克思语录，小册子，这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我说你根本没资格谈论马克思，‘捧’马克思你不够资格，批评马克思你更不够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