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

这些情况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略有记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1904年 9月29日）分别记载道：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盘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佛洞石室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据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
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对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又写经三十一叶。……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在这两则日记中，所说的汪栗庵就是汪宗翰，汪宗翰除了迷上一些敦煌文物文献，还通报了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可是很不准确，给叶昌炽的印象只有数百个卷子，而且已经被各人瓜分了。这说明汪宗翰当时还没有弄清楚莫高窟藏经洞的实情，可能只是听了王道士的谎话，并没有亲到洞窟检点。除此之外，叶昌炽还从敦煌文人王广文手上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道：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幅，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在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像，旁题一行云：故大朝大于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