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诸葛恪北伐和诸葛亮北伐为什么都失败?

诸葛恪北伐：
　　诸葛恪作为孙亮之首辅,在试图通过**改革提高声望而不得后,急于发动对曹魏的军事进攻,结果遭到惨重的失败,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何以如此呢?
　　首先,诸葛恪在北伐战略上存在致命的错误。恪欲北伐立威,其第一次东兴之捷,使他觉得曹魏不足畏,他以为司马氏专断曹魏大权,**斗争激烈,正可以乘虚而入。他给蜀将姜维的信便明确表达了他的看法,《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汉晋春秋》曰:

　　恪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维从之。
　　在孙吴内部,为了说服文武大臣,恪特著论,表明自己的态度。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为曹魏虽然幅员辽阔,但“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曹)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此论可谓恪北伐之宣言。但从实际情况看,其中除了情绪化的大言外,并无实质的可操作的军事战略、战术部署。他对司马氏专权曹魏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如称司马懿死,诸子幼弱云云,故北伐正其“厄会”的判断便是如此。其实,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等很牢固地控制着曹魏军政大局,以孙吴的力量北伐,或在局部得逞一时,但总体上必然遭到失败,这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兵法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恪倾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对曹魏的情况竟如此无知,必然在战略上铸下大错。其次,诸葛恪在北伐的战术安排等方面并无缜密的计划和步骤。恪出兵二十万之众,在战略上已属冒险,那在战术上又是如何具体布署的呢?对于一个成熟的指挥者而言,他必须对行军路线、攻击目标、进退时机、军需供应、气候变化等都有所考虑,并作出相应的对策。但实际上,诸葛恪并无具体而细致的战术安排,甚至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据《三国志》本传,“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由此可见,恪本想领兵深入淮南,与曹魏大军决战,诸将怕全军覆没,故建议回师**江北的新城。由此可见恪对北伐战略毫无打算与布置,一旦遇到突发**或什么变化必然手足无措。《三国志》卷**《吴书·滕胤传》载,恪回答胤谏阻北伐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焉? 夫曹芳暗劣,政在私门,彼之臣民,固有离心。今吾因**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 ”但实际上他并无踏实的准备。对诸葛恪战略、战术上的轻率,历代史家都有评议。
　　诸葛恪北伐缺乏准备,“虑近谋远”,违背了南北政权强弱的“定形”,必然遭到失败的报应。
　　诸葛恪之所以在关系自身荣辱甚至**命运的北伐问题上如此茫然失措,与其心态和动机有关。他急于想通过对外战争来树立威望,巩固自己专权的地位,致使他错误地分析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所谓利令智昏,此之谓也。此外,这与诸葛恪的性格也有关系。恪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精英人物,孙权自黄武以来便着力培养他,恪素以才思敏捷著称,但其才能主要表现为口辩论难,在实际军政事务中,恪表现出轻浮粗疏,华而不实的弱点。对此,乃父诸葛瑾很是担忧,恪“名盛当时, (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恪少时确不喜实务,《三国志》本传载,恪之才思敏捷,“(孙)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载:任命恪为节度官,使典掌军粮,诸葛亮闻之,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权于是“即转恪领兵”。孙权安排诸葛恪等才俊辅佐太子孙登,当时**同僚中就有人评论恪“才而疏”= ,看来并非个人恩怨,可称的评。在实际军务中,恪确实暴露了这方面的缺陷,与吴郡陆逊子大将军陆抗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附子抗传》,赤乌九年,孙权命诸葛恪与陆抗交换屯防驻地,抗临去,将屯围内外收拾整齐,“不得妄败”,恪入屯,感觉“俨然若新”,而恪之故屯柴桑,则“颇有毁坏,深以为惭”。抗出自儒学世家,又世代从事军旅,严正不苟,这正映衬出诸葛恪的粗疏。

　　再次,恪之北伐之举,遭到了文武群臣的反对,但恪刚愎自用,根本不予理睬。这使得恪之北伐无法得到内部的全力支持,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出现纷争,加快其失败。建兴二年(253年) ,恪“复欲出军”,立即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所谓“诸大臣”,其中包括其辅政集团的主要成员。但恪“刚愎自用”,对一般的谏诤者竟采取粗鲁的驱逐的办法。蒋延所谏何言,史无明书,而丹杨太守聂友、太常滕胤的谏诤之语则载之甚详。恪传载:
　　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 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恪北伐前,另一位劝谏者是顾命集团的核心成员滕胤,胤与恪同为侨士代表,且为儿女亲家,关系至为友好。他劝阻恪,一定是觉察出问题的严重性。《三国志·吴书·滕胤传》:
　　恪将悉众伐魏,胤谏恪曰:“君以丧代之际,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

　　诸葛亮北伐：
　　1，第一次北伐，当时赵云还在，诸葛亮手下文臣武将极多，南方孟获又归顺朝廷，诸葛亮没有内忧，就以赵云，邓芝作为北伐先锋，斩了韩德父子三人，诸葛亮两军阵前骂死魏国司徒王郎，天水收服姜维，上圭，安定等处都望风归降。大军逼近长安。又有上庸孟达准备背叛魏国，可以说，诸葛亮这一仗，是北伐中成功几率最大的一次。
　　可是，上庸孟达反叛计谋被司马看破，反叛失败，诸葛亮又错派马谡守街厅，最后不得不自己在西城用“空城计”。诸葛亮的第一次失败，主要就是自己错用人，和孟达举事不利。这两个问题。
　　2，第二次失利，主要是因为粮草不济，李严撒谎，筹集粮草不当，造成**缺粮而导致北伐失败。后来，李严被废为庶人。
　　3，第三次，第四次，主要都是粮草的问题。
　　4，第五次北伐，此时，属国内部开始动摇，宦官开始酿祸，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几次用计谋都战胜司马懿，后来蜀国大军，逼近渭水（今天陕西的母亲河，渭河），直捣长安。可是，后主刘禅听信谗言，诏回大军。诸葛亮因为内政的原因，失去了第二次最好的机会。
　　5，第六次，火烧上方谷，计谋都已经实施的很顺利，眼看就要把司马懿父子三人活活烧死在火中，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天突然下起大雨，把火浇灭，救了司马父子。（后人说，是老**魏国，所以要留下司马昭）。又加上，东线诸葛谨不敌曹睿，东吴兵败，不能和蜀国夹击魏国。诸葛亮气上心头，旧病复发，郁郁而终。病势于五丈原，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