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的含义？？ 怎么根据名字姓氏寻找族谱~~~

电子族谱的前提和修纂方法
　　引起我以电子族谱为例去探讨网络时代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建构的问题，是2000年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讨论族谱的会议上宣传的一个名为“寻根网”的网站(www．Chinese—roots．com)。这个在2000年3月推出的网站，是新加坡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的一个新产物。据有关宣传资料称，这个网站“拥有的华人家谱中心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得以建立自己的家谱，保存家族记录，甚至找到失散的亲属，建立更紧密的家庭关系”。用户可利用多个搜索引擎，去“寻查家谱、查找姓氏起源、寻找失散亲人和可能有的家庭成员”。推出“寻根网”公司的宗旨是“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家庭关系发展和信息交流，并最终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属关系”；它营造了“一个华人家族成员相互联系的私人环境”，并且“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骤听之下，这个网站所敲响的，似乎是建立华人大同世界的美好钟声，这在旨趣上和万维网发明者Timothy Berners—Lee期望网络社区将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权、人人平等的世界的理想互相呼应——虽然这个世界充其量只存在于电子网络之中。
　　到底个人如何在私人的环境中，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编纂族谱呢?“寻根网”一类网站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理论上容量无限的资料库，搜查和检索工具，以及编纂族谱的模版给用户使用，这都是近年计算机世界发展出来的数据保存和处理技术的结果。这些资料和工具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于个人编纂族谱，实际上就是假设搜索引擎和超文本链接所产生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引申为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而数码世界中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被认为能够互相对应，则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的。
　　首先，其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记录已被改变、遗失或毁坏”。这样的假设，我们在传统的手钞和印刷族谱已是司空见惯，因为这是确立一份文献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宋代欧阳修便曾经说过：“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不过，欧阳修的见解是，既然家谱已亡，谱学便从此废绝了。据有关研究说，宋代的修谱者往往以幸存的家谱“文字漫灭，世次不明”，而不轻易采用的，欧阳修态度严谨，更是其中的表率者。相形之下，“寻根网”以“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为前提，提醒你“家不可没有家谱，快来登记吧！我们送您一个家谱，真快，真容易!”这个“送”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家谱样本做借鉴，给你一份“建谱必读”的材料作指引，帮助你建立家谱。
　　接下来，如何建谱呢?它的指示是：“建家谱前，请先搜索可能与您相关的家谱”，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杨”字，它便会进行搜索，链接到一个“全球杨氏家谱”的画面，并说明“有242个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符合您的搜索要求”。这是编撰电子家谱的可行性的第二个假设，就是同姓就有关系，尽管它没有说明是什么关系，尽管这众多杨氏分散在天南地北。这样的同姓关系之所以可以漠视地理因素，是基于第三个假设的，即每一个姓氏都可以寻查出一个单一的起源。其实，对于类似的现象，早在宋朝便有人提出质疑，但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宋人汪澈曰：“自九品中正之法行世，竞以门第相夸。其起家寒微者，往往不爱重币，影附华宗，甚至弃其祖宗而远祖他人。否则凭谬误相沿之语，而令其祖宗谓他人父他人母。又不然则于始祖以前臆增数十百世，俾上接黄、农、虞、夏，以炫其源流之远。”清人彭维新也提出“姓氏族望，自魏晋迄唐，上下矜尚，谱记益繁，而源流益混”。如今，利用网络资源编撰族谱的人，大抵都没有这种功利的动机，但“同姓则同宗同源”的假设，却变得不言而喻，无可疑问；而皇帝、神农、虞舜、夏禹的存在及其与全体华夏子孙的关系，似乎更变得有迹可寻。数码化的历史事实与个人认同在网络空间编撰电子族谱的出现，是有其由来已久的社会和心理基础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身份很难孤立地生存，必须凭借群体的身份而存在。明中叶之后，宗族作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述，越趋普遍。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然而，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与日俱增，实际上也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家，但祠堂始终被认为是土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为了使其祠堂合法化，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我们可以说，人们经历了一场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的庶民化过程，或者倒过来说，是庶民通过兴建家庙和编修族谱而土大夫化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运用越趋普及，作为建立宗族的配套的编谱行动，由于比兴建家庙所需资源少得多，其庶民化的趋势更急剧拓展。走进华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不少家庭都拥有家谱或族谱，无论它文句如何不通顺，字体如何歪歪斜斜，内容如何前后矛盾、错漏百出，人们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编谱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族谱所表达的历史事实，不在于其记载的内容本身，而在于族谱编纂的过程和社会结果。
　
　　这两者之间的分裂在离开传统乡村社会环境后尤其显著。当20世纪以降中国城市的知识分子尝试重新发现自己，解放个人的时候，直接的反应就是挣脱家庭家族的枷锁。巴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