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经济_孙吴经济的发展状况

尽管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重视对江南的开拓，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毫无疑问地是孙吴，孙吴直到灭亡时还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是后来的东晋和南朝选择在三吴地区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吴的经济活动为后来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孙权很重视农业的生产。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孙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服役。226年（黄武五年），孙权还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他还身为士卒先，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这些作为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
在今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孙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吴大帝孙权时期，疏凿长广溪；在句容修筑赤山塘水利；在建业附近凿娄湖灌溉农田；在乌程建有皋塘、孙塘等水利工程。 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 　　吴景帝孙休时期，从吴兴城北到长兴修筑太湖长堤几十里，防止湖水泛滥淹没农田。在江北的皖城凿石通水，灌溉稻田。在长江中游地区，引长江支流富水、巴水、澧水支流涔水灌溉农田。
破岗渎，孙吴迁都建业时，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245年（赤乌八年）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会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和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 造船业 孙吴时期，孙休曾在建安郡侯官设典船校尉，又称曲郍都尉、曲那都尉，负责率领刑徒造船。 。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 青瓷业 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三国时期，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
吴国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如今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风化程度高，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光泽好，透明度高。 铜铁冶铸业 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武昌和会稽是孙吴的两个手工业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孙吴的青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这得益于中国东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从东汉中期起，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东部）就成为了青铜镜制作的中心。 纺织业 纺织业以葛布、越布最为精致，其柔软程度甚至超过罗纨。孙吴还盛产“八蚕之锦”； 孙吴宫廷内的织络作坊拥有上千的生产者。 这些都说明江南的丝织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孙吴曾大量铸造大钱，236年，开始铸造“大泉五百”大钱；238年，铸造“大泉当千”大钱。此后又铸造“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较为常见。筹文不作钱而作“泉”，与史文为少异。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不见于正史，鲜有记载，铸造时间较大泉当千要晚。大泉二千虽然罕见，但在广东、浙江有文物出土；大泉五千却十分罕见，存世极少。铸于三嗣主时期。 在孙吴之前，新朝王莽首铸大钱，吴的大钱与王莽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应为一脉相承。孙吴大量铸大钱导致通货膨胀程度严重。
铸大泉五百之前，已有“铸铜”的记载， 所以早在东汉末吴地已经开始铸造货币。因此，孙吴可能于铸行大泉五百之前，有铸造五株或“大泉五十”之举。 道教 孙权信仰道术，与诸多方术之士交往甚密。主要人物为吴范、刘惇、赵达。而被后世尊为道教天师的葛玄也与孙权有过交往。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研究历数，知晓气候；刘惇，字子仁，平原人，知晓天文、懂得占卜，有“神明”之称；赵达，河南人，研究九宫算数用于预测，深得奥妙。 以上三人均善于推测、计算，凡是遇到各种征兆，三人都能准确推算变化，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 佛教 建业是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孙吴的佛教中心。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魏朝、蜀汉、孙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汉至西晋间僧人大都是西域胡人，但是也有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
三国时期，高僧支谦、康僧会先后来到孙吴，受到吴大帝孙权的推重。孙权为康僧会建造了建初寺。建初寺亦称佛陀里，为中国历史上江东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对孙吴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吴末帝孙皓时，曾设定法令要求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并打算毁掉佛寺。最终康僧会劝说孙皓改变意图，孙皓大力弘扬佛教，修缮寺庙，并要求宗室信奉佛教。在孙皓推动下，孙吴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
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汉灵帝时来华。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称。汉献帝末年，逃避兵火来到江南，从事译经工作。支谦得到孙权的支持，并被任命为博士，辅佐太子，足以说明孙吴对佛教的重视。译有佛经《维摩经》、《法句经》、《无量寿经》、《中本起经》等。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247年（赤乌十年）到达建业，传播佛教。康僧会先后译有《六度集经》等。 孙吴的书法文化繁荣，书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象。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孙吴书法家。工书，尤善章草、八分书，著有《论草书》，代表作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天发神谶碑》等。
孙吴的皇帝中，孙权、孙休、孙皓等均在书法史中保有一席之地。孙权与孙皓在唐代张怀瓘的《书估》中被列入第三等， 与谢安、王导同列，明代杨慎《法贴神品目》载有吴大帝黄武二年刻字，在杭州粟山；孙权擅长善行书、草书。孙休也擅长书法；孙皓擅长行书、隶书、小篆和飞白， 其书法被庾肩吾评价为“体裁绵密“。
孙吴擅长书法者还有张纮、张昭、周瑜、贺邵、苏建、朱育、诸葛融、沈友、张弘等。
孙吴的著名碑刻主要有《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禅国山碑》、《谷朗碑》，被称为“吴碑四种”。 孙吴的著名画家有曹不兴、赵夫人等。
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他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祖”，著名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
赵夫人，是孙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绘画，成就颇高。相传，赵夫人曾将自己所画的地形图交给了孙权，而且还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赵夫人的绘画实开后世山水画之首，在当时影响也很大，彼人们誉为“针绝”。 长江以南许多著名建筑始建于孙吴时期，最早多用于军事及宗教用途。
“江南三大名楼”中的黄鹤楼及岳阳楼系孙吴时期所造。黄鹤楼始建于223年（黄武二年）。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孙权始筑夏口故城，“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三国时期黄鹤楼只是夏口城一角瞭望守戍的“军事楼”，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该楼在失去其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观赏性建筑。
岳阳楼则始建于220年前后，其前身相传为鲁肃的“阅军楼”，东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
南京的著名六朝遗迹石头城全长约3000米，211年（汉建安十六年），孙权迁徙治所到秣陵（今江苏南京），第二年，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扼守长江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有“石城虎踞”之称。
除此之外，静安寺、报恩寺塔也建造于东吴时期。 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进了江南文化的提高，在孙吴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虞翻、陆绩、张纮、薛综、胡综、华覈、韦昭。虞翻长于经学，尤其以研究《易》的成就最高。 陆绩博学多闻，是孙吴著名学者。 张纮是孙吴名臣，其文才受到“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盛赞。 薛综是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胡综擅长辞赋，孙权接手江东后的很多诰文、策封任命文书和致邻国的书函都是出自胡综之手。 华覈则是孙吴末年政论家。
公元258年（永安元年），孙休诏立五经博士，创立国立学校，韦昭担任首任祭酒。 韦昭长于史学，著有《吴书》55卷等。韦昭的《吴书》成为晋代陈寿写作《三国志·吴书》的主要史料依据之一，此外他还长于训诂学，著有《汉书音义》、《国语注》、《官职训》、《三吴郡国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