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和楚辞有什么异同？

楚辞是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在楚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九歌》是最接近楚民歌的作品，的确带有更多 民歌情调和手法，也注入许多祭神乐歌的宗教色彩。楚歌最显著的特点是多用“兮”字，但这一点并非楚歌所特有。《诗经》就有不少用“兮”字的诗句，但都用在句末。当时南方流行的诗歌则把“兮”用在句中。如《孟子·离娄》里记载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屈原的作品本来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只有《橘颂》题中有“颂”字，说明它属于颂休。《九歌》此名可能早有，因为《离骚》里也有“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夏代就有的乐章，所以屈原用来作为一组祭歌的总名。到了汉代才有楚辞的名称，专指屈原《离骚》、《九章》之类的文体。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朱买臣传》等文献记载，开始是靠近楚地的诸侯王欣赏楚辞，召致了一些会写辞的宾客。随后汉武帝亦赏识。以后汉宣帝又征召一位能诵读楚辞的九江被公（见《汉书·王褒传》）。由于帝王的提倡，楚辞兴盛一时，后又发展成赋，后人把这类作品统称赋，如《汉书·艺文志》就把屈原作品归入赋类。宋代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辞序》中曾作解释：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只解释了“楚”字，无解释“辞”字。其实楚辞中介一种过渡形式，体制还没有完全固定。即使屈原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很多类型，很难说哪一种是标准的楚辞。只是说《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以屈原作品为例来说：一是以四言为主的作品有《天问》、《招魂》、《九章·橘颂》。橘颂中偶句句末用“兮”字，其前一个字为韵脚。四句换一韵。这与《召南·x有梅约略相似。与《诗经》作品从这方面相比，体制没多大差别，但屈原的富于个性，善于变化，不再是分章叠句。二是以六言、七言为主的是《九歌》。其中杂有部分五言，“兮”字放在句中。如《礼魂》以六言为主的如《湘君》，全篇七言的是《山鬼》和《国殇》。《九歌》里的诗都是“兮”字位句中，隔句用韵或每句用韵。五言是上二下二，六言是上三下二，七言是上三下三，中间加上一个“兮”字，应该说是标准的楚歌格式。三是《离骚》和《九章》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所谓骚体的标准格式。但楚辞句式变化很多，“兮”字是不是一个断句的凭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明它的体制还没固定，正处在发展阶段。 几点意见：一传承，楚辞体制灵活，发展过程没完全明白。像《橘颂》那样的四言句大概和《诗经》的风诗有一定联系，而《离骚》这样的长诗则是后来汉赋的先声。二是从楚歌的源流看，《九歌》最接近民歌形式。三是楚歌中出现大量的七言句，为七言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兮”字从句末移到句尾，是诗体的一大变化。三字节奏（《少司命》上三下三，中间一“兮”，）的出现，就为七言诗准备了条件。楚歌体中的“字”是一个灵活的因素，可以算一个字，也可不算，并无实义，省略也不妨。至于后来“兮”字发展成为轻声，渐渐略读的趋势。 楚歌对后世诗体发展的贡献，自先就是三字尾节奏的确立，至汉代的赋，则是它的变化，楚辞是介于五言到赋的过渡形态。 赋是诗歌的一种变体，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刘勰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汉书·艺文志》中把赋分为四类：一是屈原等二十家，二是陆贾等二十一家，三是孙卿等十家，四是杂赋等十二家。我们从现存赋的作品看，大致可分为：一骚体 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并有贾谊的《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二骈体 汉代大赋走向骈偶化，发展成骈赋，后人亦称俳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三散文体 后世称之为文赋。约起源于屈原所作《卜居》、《渔父》，宋玉的《风赋》为代表，又有扬雄《长杨赋》《解嘲》枚乘《七发》东方朔《答客难》有的富有故事性，魏晋演变为通俗的叙事赋，曹植《鹞雀赋》敦煌出土的《晏子赋》，宋代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四杂赋 见于《汉书·艺文志》，出及德颂赋和杂禽兽六畜虫赋等，似乎与题材有关。例有荀子的《成相赋》 为什么赋不算诗而算文呢？根据诗体发展过程考察，大致原因：一是赋中散文赋占大部分，散文化显然不是诗歌发展的正轨。二是从楚辞发展为赋，已经远离的民歌的传统。《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三是汉魏五七言诗逐步成熟，取得了诗歌的主体地位。四是从内容上看，赋逐步变为歌颂京都宫室、夸耀园林田猎的贵族文学，已经失去了“言志”和“吟咏性情”的特征，离开的诗歌发展的传统。林庚先生在《诗化和赋化》一文（《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中把诗化和赋化看作是寒士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分野，对我们很有启发。从而，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诗画境”（《文心雕龙·诠赋》）而不能并驾齐驱，是有其内在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