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坚的游历中国

万历七年（1579）七月，罗明坚神父来到澳门。正逢范礼安监会神父于十日前动身前往日本巡视。范神父临行前会留下信件，嘱咐罗神父和以后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务必学习并精通中国语言，明了中国的风土人清。罗明坚神父依靠天主圣宠的助佑，遵照范礼安神父的训示努力学习中国语文。16世纪的80年代，为学习我国语文，没有适宜的语文课本，没有中西合璧的字典，字汇，没有适当的教员。而罗神父这时年已卅六岁，记忆力已不很强，他遇到的困难圣言语难宣。此外，当时澳门的同会弟兄们又因传教上的需要帮忙，往往请求他放下研读中文的工作，来帮助他们从事可见的造福人灵的事业。范礼安神父听说了，马上来函抑止澳门的会士阻止罗神父的攻读事业。并且肯定地说：这正是愈显主荣的最好途径。在这种苦读钻研下，罗神父已经能说、能念、能写中国语文了。于是罗神父便想北上广州，和当地的官府取得联系，设法获得留居中国内地的准许，贾奈劳主教对这很是赞成，并加以有力的支持。万历八年（1580）至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神父会来广州小住四次，在这时期，我国广东地方长官，准许葡商每年来广州贸易两次。逗留数日，日间在市区贸易，夜晚返船休息。罗神父便伴随葡国商人来到广州，不久认识了数位官员，取得官员的信任，获准在陆地上，即在暹逻一贝馆内居留并献祭。
罗明坚返回澳门后，在耶稣会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圣玛定经院小学校。罗神父在这学校里为新入教的中国青年讲授要理。并且和高麦斯 （Pedro Gomez, S．J．）神父着手编写一册问答式的辣丁文要理。之后在广州，由华人协助开始起草《天主实录》一书。一五八二年，罗神父在广州会把天主十诫译成中文，向我国人士乘机宣讲。这取名《祖传天主十诫》的经文于万历十一年（1583）在肇庆出版，这篇《祖传天主十诫》，可说是第一篇在华天主教中文经言。
万历十二年（1582），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彻斯（Alonso Sanchez, S．J．）神父，为西班牙总督出使事，由马尼拉来到广州，惹起当地人士的怀疑。官方以之为侦探，逮捕下狱。罗明坚神父这时正在广州，亟力拯救，方得释放。不久广东总督陈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马陈文毕，传令澳门萨来约主教和澳门葡国地方长官满多萨（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来省垣肇庆议事。葡国官员和满主教议决，委派罗明坚神父和葡国检查官已那拉（Panela）前往。罗明坚利用这次进见总督的良机申请留居肇庆，获得总督陈瑞的默允。万历十年（1582）五月卅一日，罗明坚神父，巴那拉检查官和桑彻斯神父同回澳门。八月七日，罗明坚期待已久的利玛窦和巴范济来到澳门。不久总督遣人召罗明坚神父，携带利玛窦神父带来的钟表来肇庆。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罗明坚偕巴范济神父和几位随员带着自鸣钟由澳门起身，廿七日抵肇庆。不久获准留居东关，距城一里许的天宁寺中。天宁寺旧名安乐寺，宋崇宁三年（1104）改今名。这是内地第一座耶稣会院。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十日，罗公明坚和巴范济神父，为了随风就俗，和一些中国朋友商议后，改穿僧服，并且刮须剃发变成僧人模样。不久更奉上呈来卡申请明准留居内地。万历十一年三月两广总督陈瑞被黜。罗明坚等失去官府的庇护，不敢久留肇庆，乃离省经广州返回澳门。巴范济神应范礼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传教多年，成绩斐然。巴神父会任日本副区省会长多年。万历四十（1612）年受命为中日两国耶稣会监会长。是年四月，登舟来中国视察。刚到澳门，便卧病不起，八月卅日逝世。
万历十一年夏，两广新总督郭应聘到任。为“路照”事，继亚尔瓦来斯（Domingo Alvarez, S．J．）为澳门耶稣会会长的嘉拉耳（Francisc Cabral, S．J．）神父，乘机委派罗明坚和利玛窦神父赴香山转赴广州谒见海道，申请准赴肇庆进见新总督。遭到海道的拒绝，被迫返回澳门。大家只有恳求天主，感动新总督的心，准许留居内地。
新总督郭应聘到任以后，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圣意，使他注意到罗明坚的呈请“拨地建寺筑舍”的呈文。新总督马上和肇庆的知府王泮议定，批准这项请求，并且委派使者，携带肇庆知府的函件，召请传教士退回省垣。
万历十一年九月初，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圣玛定经院的赞助人维耶加（Gassar Villeeas）大力支持下，离开澳门。九月十日抵达肇庆，蒙受肇庆知府王泮（字宗鲁）的盛情款待。此后耶稣会士便在我国大陆上正式建立圣堂和会院。这次罗明坚神父获利玛窦神父抵华之日，正逢圣母圣诞瞻礼这可说是我国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说是元代天主教的复兴纪念日！罗明坚神父和巴范济神父，上次居天宁寺时，认识寺旁的陈姓绅士，回澳门前，把祭台、祭服、圣物等托他照管。这次罗神父带领利神父重来，拜访陈府，见他把祭台供在一座华丽的大厅中，祭台上置有香炉，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悬挂中堂，上书“天主”二字。罗神父等抵达肇庆后，王知府委人领导他们到东关郊外，在江边左近寻觅土地，以备建堂筑舍之用。不久获得总督的批准，于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滨的“小市石顶”，九层崇禧宝塔附近的空地上，开始兴建圣堂和会院。肇庆知府又立定让地的契照，和给与传教士随意来往广州、澳门及沿途各地的“路照”。万历十一年初冬，罗明坚神父返回澳门，筹集募化建堂的款项，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携带巨款及珍奇礼物返回肇庆。当罗明坚神父不在时，神父住舍附近的儿童们往往来椁砖投石骚扰不止，利玛窦的仆人把投石的儿童赶散，并且捉住一名，关在屋中想教训他一番然后再释放。哪知这种平常易见的事，却使当地的排外人士告到官府，认为是拐骗幼童。知府得悉详情后，惩罚妄告的华人，命差役到神父住室张贴告示，禁止军民人等骚扰西僧处所。
罗明坚返回肇庆后，加工进行建筑。为了避免国人的怀疑，起初传教士并不明言来华的目的是为宣传圣教。他们仅运用圣善的表样，和展览一些欧洲的新奇物品，像望远镜上棱镜，油画圣母像，意国花边，绣织物品为方法—希望借此引领人来问道，而渐渐使之接近真理。他们自称为僧，自称来自天竺国。当他们进见总督时，声称是由罗马大僧（教宗）派来中国，学习中国语文，希望与华民共处，并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