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爻辞及卜辞最初是按照什么原则来确定的

系辞，亦即竹简之起源。
记事于竹木简片，一结一辞（一记事）。一给即一束，多束为一串绳结，称一系册，即一编，结即记。
《周易》爻辞，即谣辞，皆是隐语。

沈括《梦溪笔谈》记：“古之卜者皆有谣辞。《周礼》：‘三兆，其颂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一熏一获，十年尚有臭。’‘鱼窥尾，横流而方洋。裔焉，大国灭之，将亡。’‘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象数一）

易之爻辞，即谶辞也（摇签）。纬者，寓也。贞者，谶也，占也。二者皆为隐语、谜语。甲骨为史，周易为谶。纬书即寓言、谶书、预言。

筮起源于记事。古人认识到天道周期，认为人事当顺应天道之周期，记事成败系于日历，有事则考日历，而验其吉凶。日积月累，抽象之即“日书”及“月历”。在《礼记》则名曰“月令”。郑玄：“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贞/正）之所行也。”（《礼记•月令》注）

卦辞、爻辞是周史官长期占辞的积薪式的记录。一卦或一爻中辞义每不连属，叙述毫无通例。历时甚久，颇有断烂，故文字不免讹夺错误。

古代有卜筮资料存档制度。《周礼•春官》：“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系辞》说《易》有“藏往知来”、“彰往察来”的功用。可见古人十分珍视筮辞——鬼神给人们的指示，每次占筮所得的筮辞，都由卜官谨慎地存档，每年年终还要把全年积累的筮辞整理一次，统计其应验情况，作为“察来”的参考。这种制度与商人对待卜甲卜骨的态度是一致的。时间越久，筮辞档案积累越多，人们为了参考方便，把它加以挑选编排，便形成《周易》的筮辞。这就是《周易》爻辞的形成途径。传说古有“三易”，《周易》之外还有《归藏》、《连山》，也都可能是这样形成的。《归藏》之称明显地表示其内容为所藏龟甲卜辞。

古代贵族进行卜筮，一般都留下记录以备考察。龟卜和骨卜的记录可以直接写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就是占卜记录），也可以另写在竹帛上。筮所用的工具应当是竹策，后来简化为蓍草等，但蓍草不适于书写，筮占的记录应该都是另写在竹帛上的。

《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汉儒杜子春认为“系币”是用帛记上古卜结果“系之于龟”，郑玄则认为“币”指礼神之币，“命龟之事”和兆的吉凶是另记在简册上而和币合藏的。《尚书•金滕》记周公为武王疾病祷告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并为此进行了占卜。占卜后，“公归，乃纳册于滕之匮中”。郑氏认为周公所纳的册就是“命龟书”（龟书即《易经》）。《易经新解》　第二部分

湖北望山1号墓简文所记的占卜工具如“宝蓍”、“小筹”等来看，似乎当时主要是用筮或与筮相类似的方法来占卜的。龟卜大概使用得不很多，只是有时在筮过以后再用“黄灵”重复占卜一次。郑玄注《周礼》只提到龟卜有册。贾公彦《周礼》疏补充说：“即筮，亦有命筮之辞及卦。不言可知。”这是正确的。望山1号墓竹简主要就是记录命筮之辞和卦的吉凶的。

这批竹简包含多次占卜的记录，可惜由于竹简残碎，没有一次占卜的记录是完整的。但通过残简的缀合以及对相关简文的参互比较，占卜之辞的格式大致还可以看出来。通常最先记录筮问的日期，如“客问王于栽郢之岁，刑尸之月，癸未之日”。不过并不是每次筮问都记年。例如简首完整的2号、9号简就不记岁名而只记月日。日期之后照例记某人以某种占卜工具“为××贞”。“贞”字以下是记所问事项之辞，即所谓命辞。以关于疾病的命辞为例，通常先举出病情，然后用“尚毋死”，“尚毋以其故有大咎”一类话结束。命辞之后是根据筮的结果判断吉凶之辞，可以称为占辞。占辞通常先说“占之吉”或“占之恒贞吉”，接着就讲“吉”的具体内容，如“不死”、“无大咎”等。绝大多数占辞还指出墓主仍然有祸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加以禳除。

简文中有不少关于祭祀鬼神之辞，多数显然属于占辞，意思是说为了解除祸祟该用什么方法来祭祀哪些鬼神，或是说如果祸祟得以解除，应该如何答谢鬼神。但是其中也许有一些是祭祀鬼神的记录。

跟命辞紧接的以“占之吉”或“占之恒贞吉”开头的占辞，都不记占人之名。大概做出这种占辞的人就是问卦的人自己。有些占辞之后，又出现“某某占之曰吉”的话，这种占辞大概是由另一个人做出的。也有可能“某某占之曰吉”是“某某习之黄灵（或其他占卜工具）占之曰吉”的省文。

从现存竹筒中的筮占日期看，这批简文似乎记录于分属两年的三个月份之中，即客问王之岁的刑尸之月（夏历正月）和爨月（夏历八月）以及齐客问王之岁的献马之月（夏历九月）。这两年估计是相次的。

根据贞问之事的内容，这批卜筮记录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问走趋事王、大夫能否“得事”；另一类问“出入侍王”之事；还有一类问疾病的吉凶，这一类简文数量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