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羡歌下片表现手法

“踏莎行草过春溪”的诗句究竟出自韩翃还是陈羽
--兼析词牌名《踏莎行》
在宋词中，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是我的最爱：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这首词是1097 (绍圣四年)作者因卷入党争被贬谪到郴州时写的。全词充满了失路无望的迷蒙情绪，极易引起命运相同者的共鸣，苏轼特别激赏结尾二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在秦观去世之后，将这两句词写在扇面上，叹息说：“少游已死，就算一万人也赎不回他一个啊！”苏轼并不是容易被消沉意绪所击垮的人，但秦观的凄伤，却带着那么强烈的感染力，使一生旷达乐观的坡翁也为之恻然不能自已。
《踏莎行》，人们普遍将“莎”读为“shā”，而这里应该念“suō”。这个词牌名，据清朝舒梦兰在《白香词谱》中说：“《踏莎行》本名叫《柳长春》。”《湘山野录》记载说：“莱公（寇准）在早春季节宴请客人，自撰乐府词，让乐工演唱。”而《词律》则在《江南春》词条注释得很详细：“这是寇准的自度曲，没有其他人写过这个词牌名。”由此可知，寇准在当时能自创作词调。这首词所吟咏的是暮春时节，莎草离披，践踏寻芳，写景抒情，正相切合，可以断定《踏莎行》这个词牌名的创始者是寇准。据《艺林伐山》记载，“踏莎行”这三个字则出自韩翃诗：“踏莎行草过春溪”，词牌名《踏莎行》的来历于此，是寇准取韩诗取名的。《词律发凡》认为：《踏莎行》、《御街行》、《望远行》等的“行”，是行步之“行”与乐府“歌行”之“行”是不同的，希望大家有所辨别。
而据我考证：“踏莎行草过春溪”这句诗不是出自韩翃，而是陈羽写的，现在能查找到的是出自《全唐诗》卷348第36首陈羽的《过栎阳山溪》:
众草穿沙芳色齐,蹋莎行草过春溪。
闲云相引上山去,人到山头云却低。
因贺铸词中有“红衣脱尽芳心苦”之句，故名《芳心苦》。又名《平阳兴》、《江南曲》、《芳洲泊》、《度新声》、《思牛女》、《惜馀春》、《喜朝天》、《阳羡歌》、《晕眉山》、《踏雪行》、《踏云行》、《题醉袖》、《潇潇雨》。添字体名《转调踏莎行》，见宋晏殊《珠玉词》。《词谱》卷13以晏殊“细草愁烟”一首为正体，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五句三仄韵。又列别体二种，其中曾觌“翠幄成阻”一首即《转调踏莎行》，双调，六十六字，上、下片各六句四仄韵，是摊破句法，添入衬字，转换宫调，自成新声。陈亮“洛浦尘生”一首同曾词，唯上、下片第五句各减一字异。
秦观（1049年-1100年），初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县）人。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著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少年的时候，到徐州拜谒苏东坡。苏东坡很欣赏他的才华，视他为座上宾，并鼓励他去参加乡试考举人。1085年（元丰八年）进士及第。元祐初，除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因党争被贬为处州的酒税官。之后，党争加剧，又被流放到郴州，再流放到雷州。徽宗朝赦还，死在回京途中的藤州。
《冷斋夜话》记载：苏东坡和秦观两人，起最初并不认识。秦观听说苏东坡将要路过扬州，就以苏东坡的文风笔调、字体写了一首诗，题在一座山头寺庙的墙壁上。苏东坡看了以后，连自己分辨不出，十分惊讶。后来，孙莘老拿出秦观数十篇诗词，请他斧正时。苏东坡读后，深有感叹地说：“那天我在庙里墙壁上的诗，肯定是这个人的。”苏东坡与秦观在扬州的高邮饮别时，写了一首《虞美人》：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其实，秦观最初拜谒苏东坡实在1078年（元丰元年），当时苏轼正在徐州任上治理水患，修筑了一座镇堤的黄楼，秦观为其作《黄楼赋》。苏东坡读后称赞他有屈宋之才，推赏备至，两人生死之谊自此奠定基础。后来苏轼徙知湖州，秦观与之同行。苏轼因“乌台诗案”得罪下狱，被贬黄州，秦观亲自到吴兴探听消息，又写信到黄州慰问。苏轼对秦观也极为关照，被贬黄州的任上，还写信鼓励他应举，并以自己的遭际出发，劝他别涉及新旧党争的时事，以免风波牵连。秦观连试不第，苏轼替他到处延誉，包括向政敌王安石，王安石也欣赏秦观的才华，称誉他“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有了前宰相的推誉，1085年（元丰八年），秦观终于进士及第，这时他已经“淹留场屋几二十年”，少年锐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秦观在政治上有点幼稚单纯。元祐年间，他一再遭到来自洛党的攻击，因为执政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相援，才勉强保住仕籍。后来范纯仁他入秘书省，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者是御史中丞赵君锡。不久，洛党的首领程颐指使门人贾易上奏攻击秦观，说让他任职秘书省是对文馆的一种污辱，赵君锡受到洛党压力也倒向程、贾一边，自责不实，为自己开脱。奏章已上而事情尚未公布，担任尚书右丞的苏辙知道了，告诉了苏轼，苏轼又转告秦观。秦观愤而去找自己的赵君锡，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一边弹劾贾易，苏轼也派了亲戚王遹去向赵君锡关说，一是指责赵君锡荐举了秦观而又攻击他，未免出尔反尔，一是两浙救灾的事被贾易等人拦阻不行，希望赵向朝廷提出。谁知赵君锡已经完全倾向于洛党，反而在次日奏章里将秦观与王遹来找自己的事全部揭发，并与贾易一起攻击苏辙泄露朝章机密，说苏轼才是背后的指使者，意欲逼迫言臣，离间谏官，掌控朝廷云云。苏氏兄弟也上奏自我辩护，双方交讦，事情闹得越来越大，直至苏轼离朝之后，纠纷尚未平息。
《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可以看到当时连篇累牍互相攻讦的情景，在这件事里，赵君锡等人的小人表现固不足提，但秦观轻率的去找赵君锡，希望他能为自己出头，反不幸遭到对方的出首，还连累到苏辙被指控泄露机密，在政治上却也是极其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他过于单纯，过于冲动，也过于信任别人，实在不是混迹官场的料子。
洛党与蜀党的纷争未了，高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重新起用新党人物，于是内部还争吵不休的旧党一起再次失势。苏轼作为保守党的知名人物自不能幸免，身为苏轼门客的秦观更加首当其冲，头一个被出调杭州，尚未赶到任上，已经被指控和黄庭坚一道修《神宗实录》失实，罪贬处州，从此开始了一再贬谪，流离至死的坎坷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