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的背景是什么？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王安石受宋神宗器重，回到朝廷主持改革的时候，司马光是翰林学士。由于司马光思想保守，那时就开始与王安石谈不到一起去了。到后来，王安石被升为宰相，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司马光不仅一条也不同意，而且是拼命地反对。由于司马光的学识和影响以及他反对变法的强硬态度，他竟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同老朋友王安石完全闹翻了。

在反对变法的种种活动中，司马光曾以老朋友的身份，给王安石写过一封信，他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招惹是非，搜敛钱财，还死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收到司马光的信后，针对司马光的四点责难，回信一一做了驳斥。王安石写道：“我进行法制改革，是遵照皇上的号令，怎么能说是侵犯别人的职权；为国家做事理政，怎么能说是招惹是非；为朝廷、百姓理财，怎么能说是搜敛财富；批驳错误的论调，怎么能说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呢？”

王安石的回信，针锋相对，义正词严，把司马光驳得没有话说。再说，又有皇帝为王安石撑腰，司马光尽管非常生气，也奈何不了王安石。于是，司马光就向宋神宗辞职，离开京城到了洛阳，专心写他的书去了。

原来，司马光是个对历史很有研究的人。还是在小时候念书时，司马光就表现出对历史的兴趣。那时，司马光跟一个塾师学习，老师给他讲了《春秋左氏传》，司马光非常感兴趣，放学回家，就讲给家里人听，讲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司马光当了官之后，仍持续不断地钻研历史，研读了很多历史著作。在学习钻研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古以来的历史著作虽然卷帙浩繁，但是却没有一部上下贯穿的通史。另外，在司马光看来，各种各样的史书实在太多，皇帝看不过来，如果编一部通史，也可给皇帝读史书提供点方便。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打算自己动手来编一部通史，打破这个尚无通史的局限。

立下了这个宏大的志向，司马光便着手编撰。他参考了众多的历史著作，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给书取名为《通志》。

《通志》编成之时，正是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就把这部书献给了宋英宗，宋英宗读过之后，觉得大开眼界，认为此书对自己治国理政很有帮助。于是下令为司马光专门设立了一个书局，让司马光全权组织编写人员，准许他们借阅官府的藏书。

宋英宗的支持使司马光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立即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攽和范祖禹等做助手，组成一个编写机构，把《通志》继续写下去。

到了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新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宋神宗。

宋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读了司马光的稿子后，更是高兴，而且体会很深。他认为司马光的书，不仅可以帮助做皇帝的人了解历代的盛衰起落，而且这种盛衰起落，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人可以常常对照借鉴。所以，宋神宗就把《通志》这个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治理，“鉴”的原义是镜子，用来表示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

后来司马光辞职罢官，回到洛阳一心编写《资治通鉴》，前后一共花了19年，才把这部著作全部写完。《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逐年写出历史上每年发生的大事的体例。它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到959年，也即从战国始到五代止的1363年的历史。

司马光为了编写这部宏大的著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那19年里，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不停地翻阅、查找资料，不停地伏案写作。为了使《通鉴》早日完成，司马光给自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枕头，自名为“警枕”。这个枕头是由一段容易滚动的圆木做成，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动，把他惊醒。

司马光已经十分勤奋辛苦了，可他却还要用这个枕头来提醒、警诫自己不要睡得太多，以免影响写作。

司马光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人们认为，《资治通鉴》材料丰富，剪裁有致，考证严格，而且文字精练，富于文采，是我国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而司马光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