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是推行汉化的政权吗

北朝后期所创立的西魏北周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它为隋唐帝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国人的重视。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消灭东魏北齐，原因在于它积极地推动“汉化政策”，而东魏北齐的失败在于反对“汉化”的政策，因此北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消灭了北齐。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历史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

一、引子：什么是汉化？

所谓“汉化”是指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后，采用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最终在长期的交往中被汉文化所浸染而逐渐和汉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但实际上，“汉化”并非反对“胡化”，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的不少习俗和文化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很多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等民族，逐渐同汉族融合在了一起，而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中。

评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是否“汉化”，并非从这个政权是否推行抛弃本民族的文化的政策的角度来看，更不意味着这些政权完全取消自己的民族特性。应从是否积极主动地吸取中原汉族文化来评价这些政权的汉化程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汉化”和“胡化”的现象。这两个政权的基础，是在北魏末年，由于六镇大起义和尔朱荣军阀集团，由六镇鲜卑武装力量建立起来的两个军阀集团：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这两个集团贵族领导阶级都具有非常突出的鲜卑化色彩，如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宇文泰更是鲜卑宇文氏没落贵族的后代，他们出身的北镇地区，在文化上是后进的，受到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较小。

二、西魏北周在文化上拥有较为鲜明的“胡化”色彩

西魏北周建立后，奉行了一系列鲜明的“胡化”色彩的政策。其中，该政权在文化上所推行的最鲜明的“胡化”措施，当属赐复胡姓的制度，所谓赐姓是指给汉人赐胡姓，有关西魏北周时期赐、复胡姓的材料，以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记载了所见赐姓共62
例，涉及28
个姓氏，具体为：赐姓步陆孤氏者，陆通。赐姓车非氏者，周摇。赐姓叱利氏者，杨绍。赐姓大利稽氏者，蔡佑。赐姓尔绵氏者，段永。赐姓纥干氏者，田弘。赐姓和稽氏者，耿豪。赐姓侯伏侯氏者，侯植。赐姓侯吕陵氏者，韩褒。赐姓侯莫陈氏者，刘亮。赐姓可频氏者，王雄。赐姓库汗氏者，王勇。赐姓莫胡卢氏者，杨纂。赐姓普屯氏者，辛威。赐姓徒何氏者，李弼。赐姓拓跋氏者，李穆。赐姓拓王氏者，王盟，赐姓万纽于氏者，樊深，赐姓尉迟氏者，陈忻。赐姓叱罗氏者，有郭衍、张羡，赐姓大野氏者，有李虎、阎庆。赐姓独孤氏者，有高宾、李屯，赐姓普六茹氏者，有杨忠、杨尚希。赐姓若口引氏者，有寇和、寇洛。赐姓乌丸氏者，有王德、王轨。赐姓乙弗氏者，有赵贵、赵肃。赐姓贺兰氏者，有苏椿、裴文举、梁台。赐姓宇文氏者，有李和、刘雄、柳庆、赵昶、王悦、刘志、韩雄、叱罗协、韦孝宽、薛善、令狐整、李彦、李昶、申徽、柳敏、张轨等。

从这些西魏北周上层贵族的名字来看，宇文氏家族对汉人贵族地主的文化态度是较为保守的，这显然同孝文帝改革以来的汉化政策是截然相反的政策，由于今本《周书》是唐代编纂的，其很多传主实际上采取了隋文帝复令各自还本姓的政策之后的姓氏，不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因此很多观《周书》者，无法看出西魏北周社会的胡化色彩，而庾信的《庾子山集》里收录了不少北周时代贵族的墓志，从中可见赐胡姓的汉人贵族将胡姓完全应用到了生活，并且带到了坟墓之中。

其次，西魏北周社会长期流行鲜卑语，也是西魏北周社会胡化特性的反应。这样的例子虽然史料中记载并不多见，但是在只言片语中也可以看到鲜卑语在西魏北周社会是非常流行的，如《周书·长孙俭传》云：

“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

又如《隋书李德林传》云：

“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

此外，《隋书经籍志》里收录了一些北周武帝所撰写的鲜卑语著作，如《鲜卑号令》等，这是由于在北朝后期的军队中，长期流行鲜卑语做号令。由此可见，西魏北周在文化上奉行胡化、鲜卑化政策，显然是违反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潮流，甚至给汉族官员赐胡姓，也违背了汉族的风俗习惯，因此，西魏北周显然不是积极推行汉化政策的政权。

西魏北周时期的壁画

三、西魏北周较为野蛮落后

西魏北周在文化上奉行胡化，在统治手段上则是较为简单粗暴，甚至有些野蛮落后。例如西魏大统初年，战争频繁，“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给军费”（《周书王罴传》）。而此时的东魏则在高欢的领导下，较为重视民生，“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师。以冬春亢旱，请蠲悬责，赈穷乏，宥死罪以下。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晋、东雍、南汾、泰、陕九州霜旱，人饥流散，请所在开仓赈给。”类似这样的记载时有发生，不论其贯彻力度如何，百姓多多少少能获得一些实惠，而在灾荒之年用强权手段征发百姓粮食供给军人的西魏政权，显然是百姓的地狱。

西魏政权的野蛮落后，集中体现在攻江陵一役上。公元534年，西魏政权支持梁元帝之侄岳阳王萧詧，出兵攻占梁元帝萧绎盘踞的江陵城，西魏军队在江陵城下大肆烧杀，给南方人民造成了一场浩劫，关于这场战乱的直接描述不是很多，如《周书文帝纪》云：

“（魏恭帝元年）秋七月，太祖西狩至于原州。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
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军杨忠、韦孝 宽等步骑五万讨之。十一月癸未，师济于汉。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
下，据江津以备其逸。丙申，谨至江陵，列营围守。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
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立萧詧为梁主，居江陵， 为魏附庸。”

《陈书殷不害传》描绘了当时的惨状：

“江陵之陷也，不害先于别处督战，失母所在。于时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不害行哭道路，远近寻求，无所不至，遇见死人沟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阅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泣不辍声，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尸。不害凭尸而哭，每举音则气绝，行路无不为之流涕。”

《资治通鉴》云：

“魏师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将尹德毅说詧曰：“魏虏贪惏，肆其残忍，杀掠士民，不可胜纪。江东之人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为国！”

颜之推《观我生赋》在提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浩劫时说：

“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踣於途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轸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揜桐棺之蒿葬。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憀悢。井伯饮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钏之妻，人衔其断绝，击磬之子，家缠其悲怆。”

西魏北周军队在敌国境内经常杀掠人口，作为奴婢。而与此同时的北齐、南朝的军队则较少听闻有这样的习俗。这是由于西魏北周立国于关陇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地区相较关东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准一直较为落后。

四、周齐两国文化成就比较

再说西魏北周的文化成就。西魏北周立国于关陇地区，其起点是较低的，虽然其也取得了一定文化成就，但实际上，相比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文化水准是较低的，例如王褒、庾信等文人，都是西魏北周俘虏而来的南朝文人，北方文人较少，文化活动较不频繁。而与此相反，东魏北齐的文化活动则较为活跃，《北齐书文苑传》云：

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巨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孺、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征、乐安孙彦举、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

邢子才、温子升、魏收被称呼为“北地三才”，是南北朝后期特别重要的几个文人之一，在文学史、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北齐的儒学也十分兴盛，《北齐书儒林传》云：

幸朝章宽简，政网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风尤甚。

北齐政权虽然腐朽且内部矛盾冲突不断，但是其文化建设也稍有成就，北齐后主时期还曾开设云林馆，聚集文人进行文化创作，北齐文林馆曾经著述有《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文林馆诗府》等书，其文化成就较高，而北周虽然也有一些文化活动，但是远不如北齐繁荣。

尤其重要的是，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后，大力推崇北齐、南朝的礼仪、职官制度，取消了北周的制度，“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可见在隋文帝看来，北周的礼乐文化同北齐、南朝相比，不是华夏正统。这是因为东魏北齐实际上更大程度上继承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成果。因此东魏北齐对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要比西魏北周要深。

五、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魏北周政权是一个汉化程度较低，且文化水准较为后进的政权，虽然西魏北周也沿用了中原的官职制度，并且也有一些统治者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一定兴趣，但是相比东魏北齐和南朝，其文化水准是较为落后的。那么，为什么相对落后的西魏北周能够战胜基本保持有孝文帝改革文化成果的北齐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在冷兵器时代，文化较为后进的一方，在战场上容易表现得更为凶残，再加上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同敌人的领导者腐朽荒淫形成鲜明对比，自然能够战而胜之。东魏北齐虽然文化基础较深，但是它依然也是由于鲜卑贵族统治集团占主导的政权，其立国的关东地区，又是汉族文化较为发达，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很强的地区，因此在政治上，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其政治比较混乱，到了北齐后主时期，任用胡族恩悻执政，残酷杀害汉族文人，此时北周政权在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领导下，实力逐渐发展起来，最终一举消灭了北齐，自然是不足为奇。

从以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历史上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以汉族为绝对主体的历史，汉族和胡族之间固然有一些矛盾，有时候这种矛盾还极为尖锐，但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文化、血缘、心理上是逐渐趋同的。一些文化上较为后进的政权在历史的一些特定时期，既造成了一些破坏，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扮演了消灭腐朽政权，促进中国统一，结束战乱的历史推手，汉化程度较低的北周如此，一度制造了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元、清也是如此，对此要分两面看待。这就是看待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