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先生文集》中伤仲永一文解释

伤仲永
（伤，是“怜惜”的意思。伤仲永，即怜惜方仲永这个幼时天资聪颖的神童由于没有学习，以致成年后竟成为默默无闻的庸人。）
作者：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作者交代了方仲永的籍贯、姓名、身份、家世。）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仪礼·丧服》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礼记·大传》孔颖达正义：“‘收族故宗庙严’者，若族人散乱，骨肉乖离，则宗庙祭享不严肃也；若收之，则亲族不散，昭穆有伦，则宗庙所以尊严也。”因此，“收族”的意思是：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使不离散。方仲永的试笔之作“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养父母”，是“孝”的表现，“收族”，是“仁”的表现。五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志向，这在封建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因此，难怪人们在赞扬之余，还特地把这首诗送给本乡的读书人去看，让他们来评定。）为意，传一乡秀才（在唐宋时是对一般读书人的称呼，跟明清两朝经过县试及格的生员不同。“一乡”，全乡。这句话应理解为传给全乡的读书人看．不是只给某个秀才看。）观之。自是指物作诗（即作“咏物诗”。过去训练儿童作诗，常常指定一件物品为题，要求在诗中既能说出该物品的特点，又能借此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是作诗的起步训练。）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省略句。省略了“使”的宾语，应为“不使之学”，“之”在此指代方仲永。）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明道”，宋仁宗年号，只有两年（1032-1033）。“先人”。这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按：王安石父亲名益，字损之，天圣八年（1030）曾以殿中丞知韶州（现在广东省韶关市），三年后以丁忧离职还家，王安石（当时13岁）随行。据此，这次还家当在明道二年（1033）。宝元二年（1039），王益卒于江宁（现在属江苏省）通判任上。王安石此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故称“先人”。），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省略句。省略了“令”的宾语，应为“令其作诗”，“其”指代方仲永。）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指王安石）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终于成为普通人，是他受到的后天的教育不到位的原因。）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意义：人的天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经过后天的不断的学习。）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大臣。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吕惠卿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王安石变法行政副手。是年颁行均输法、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保甲法与募役法（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文彦博、司马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流民图》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译文：

金溪县人方仲永，世代以耕田为业。方仲永五岁时，还不认得笔墨纸砚，忽然哭闹着索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很奇怪，就向邻居那里把那些东西借来给他。方仲永马上写下了四句诗，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表达了孝养父母和与同一宗族的人搞好关系的意思，这首诗很快就被全村的读书人都纷纷借去了。从此旁人只要指定一物，方仲永就能立刻写下关于那种东西的诗，诗的文字技巧及道理意境都达到一定水平。同县的人们对他都非常器重，并渐渐也长请他的父亲去他们家里做客，有的还花钱请求方仲永题诗。方仲永父亲觉得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就每天带仲永向同县的人到他们家里去四处拜访，不让他学习。

我很久就听闻此事了。明道年间，我跟从父亲回到家乡，曾在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们叫他作诗，已经与我过去所听到的水准不能相比较了。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家去，问起方仲永，人们告诉我说：“他已经完全同普通人一样了。”

我认为：方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有天赋，比起力学而成的人要优秀得多；然而最终还是和沦落为平常人，那是因为没有受到常人所受的教育的结果。他的天资是那样的好，只因为没有受到教育培养，尚且沦为普通人一样；现在一般说来天分不高的人自然是很多的，如果再不加以教育培养，恐怕会连一个平常人都不如吧？

本文通过叙述方仲永因为父亲“不使学”，而从神童到“泯然众人”的变化过程，说明天资固然重要，但没有好的后天教育，再好的天赋也不可能得以发挥。告诉我们学习和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详写叙事部分，略写议论部分。在叙事部分详写方仲永才能初露时期的情形，略写他才能衰退时期的情形。这样安排是符合作者意图的。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主要是用方仲永作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受之人”即后天教育的重要性。题目中的“伤”字，就已经透露这一点。“伤”，是哀伤、哀怜的意思。为什么哀伤、哀怜?因为仲永有天才而“受于人者不至”。但这不能怪仲永，他毕竟是个孩子；这全部责任都应当由贪财的父亲来承担，因为他剥夺了仲永的学习机会。详写仲永才能初露时期的情形，有两点用意：第一，说明“仲永之通悟”确实是“受之天”，有先天的因素；第二，正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埋下才能衰退的根子、因为仲永父亲“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说明仲永未能受到后天教育。至于仲永长大后才能逐渐衰退（“今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以至丧失殆尽（“泯然众人”），则是“不使学”的必然结果，当然不用多说。叙事部分已经蕴含了作者所要说明的道理，因此议论部分也用不着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