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三国如何拜师

其一，用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诸如真实性、典型性等，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等人物，是否完全适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后期，曾有不少学者围绕《演义》中的人物是不是“类型化典型”，发生过争议。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但运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追问一下，《演义》是不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又怎能简单地运用典型理论来评骘《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呢？ 其二，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与其他类型小说中的人物，是否应有所区别？曾有学者用“用熊猫是熊，但必须象猫”来譬喻《演义》的艺术特质，其意思是说，历史小说是小说，但必须与历史相象。据此，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是艺术形象，但也必须与历史人物相象。替曹操翻案的学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不大相符。而反对翻案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与小说的区别，认为历史小说有权利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变形；可这样也就产生了这种变形是否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以及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与其他类型小说中的人物是否应有所区别的问题，若有区别，那么评价标准是否也应有所不同？ 其三，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什么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与历史事实是什么关系？什么是艺术真实？它与历史真实、历史事实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对于研究《三国演义》以及其他历史小说的指导意义究竟何在？这恐怕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说清楚的问题。按照郭沫若的观点，古代历史小说家罗贯中是根据他所理解的历史真实去塑造曹操形象的，但是以今天的意识、眼光来看，也就是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真实来衡量罗贯中所理解的历史真实，那么罗贯中的历史真实就成了问题，因而他创造的艺术真实也就失去了基础。如果照他这样以今例古，那么所有古代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不符合今天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标准的，因而都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们想给谁翻案，就可以给谁翻案。如此这般，岂不是有些荒谬、滑稽了吗？ 其四，“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笔者曾看到一篇题为《明反曹，暗反刘》的文章，论者罗列了《三国演义》中某些客观上似乎可以反映刘备虚伪、狡诈的细枝末节，通过深文周纳的分析后，指出罗贯中并不真心“拥刘”，他的骨子里是“反刘”的，他认真地揭示了刘备的伪诈和残忍。这种看法似乎并不符合罗贯中的主观创作意图，也不符合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感受。究其原因，就在于论者人为地割裂了人物与文本主旨、情节、环境、语境，以及其他人物等多重的具体关系，孤立地分析人物的言行，以至于主观臆断，用矛盾的次要方面掩盖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于“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研究方法中？这是值得思考的。 其五，建国以后至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多喜欢用阶级论、人性论等观点来定性、评价曹操形象，这种理论、方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表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对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内古代小说研究成果的客观、公正的评价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的， 以上这些问题，无疑多是令人困惑的学术难题，虽然并不易解决，不过列举出来，对于促进、深化《三国演义》乃至其他历史小说中的人物研究，应该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