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亚洲没多少蒙古人了吧

应该还是不少，大部分被汉族同化吸收了~

~以下内容转自知乎解释明代蒙古人的去向~

之前恰好关注过民族视角下的明代军事史，发现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明朝军队中的非汉族力量尤为显著。晚明人茅瑞徵在《东夷考略》提及当时将门世家首推“东李西麻，土达祁鲁”四家，竟无一是汉人。辽东李氏自朝鲜归附，为鲜人或依附朝鲜之女真人；大同麻氏为回回；西宁祁氏与庄浪鲁氏皆蒙古人，其中庄浪鲁氏自称为元宗室，孛尔只斤氏。

总体而言，明军之中的蒙古、色目、女真官兵数量总数不详但是极度庞大。来自北方民族的官兵在明初被称为“达官”、“达军”，其中最多的是蒙古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回回、女真人。明军对“达军”的吸纳开始于洪武年间：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卯，命中军左军二都督府移文所属都司，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地，仍隶各卫所编伍，每丁男月给米一石。（《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八十八）

大概而言，实际操作下明军中的“达军”既有配置在蒙古-色目将领之下的较独立编制，也有分散在各卫所与汉军混合者。洪武年间明军吸纳的鞑靼官兵至少有数十万的规模，以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的这次安置为例以窥其斑：

乙卯，命荆州左护卫并黄州、常德、岳州、沅州、蕲州、武昌诸卫各造营房三千间以居鞑靼军士。（《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五）

明初兵制，每小旗（十人）居住一间营房，此次安置鞑靼士兵的七卫总共建营房21000间，可居住士兵足足二十一万人！

宣德末正统初，未来的名臣李贤才刚刚进士及第，初到京城的他对于京师的景象大为惊奇——北京居然有那么多他视为仇寇蒙古人！本着朴素的华夷主义观念，这位年轻人对朝廷以高额开支维持蒙古军队也大为不解，遂上书执宰三杨，表示了自己的一通见（pian）解（jian）：

切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传曰、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京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後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胜计。其达官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李贤《达官支俸疏》，《皇明经世文编》 卷之三十六）

• 北京地铁达官营站，明代达官兵在北京驻防处的旧址。

当然，执宰三杨对于如此偏激、毫无操作价值的视角并无兴趣。不知年轻人李贤知否，大明朝有一位与他同名，已经故去的老伯爵、大学士就是蒙古人（故忠勤伯李贤，原元工部尚书，明后军都督府右都督，大学士，洪熙元年卒）

终明一朝，对北方民族将士的吸纳都没有停止，草原战士们几乎打满了明代每一场内外之战：靖难之役、永乐三犁北庭、土木堡之战、保卫北京、南平苗蛮、九边御虏乃至于晚明三大征——无一不能看到达官兵与其后裔的身影。蒙族军人的可靠战斗力是明朝重视吸纳、安置蒙族官兵的直接原因。《李朝实录》中，朝鲜官员如是描写麻贵麾下蒙古铁骑冲突蹂躏铁炮足轻的场景：

上曰: “倭贼不能射, 而人莫敢敌, 何?” 时言曰: “我国人见贼, 则先溃以走为能事。 将则虽不忠, 畏有军律, 不敢先走。 军之走者, 不可胜诛, 惟其不可胜诛, 是以走耳。 倭贼虽不能射, 两矢之间, 忽焉到前, 我国之人虽曰善射, 远则不中, 近则倭剑可畏。 发矢之后, 恐其短兵来接, 未得发矢, 射亦不足恃矣。 倭虽善用剑, 我国人若持剑而进, 则可以敌矣。 我国人则不能如此, 皆以走为善策, 走且不及, 则为贼所杀。 贼见我国之人, 或走或死, 乐为之赴战。 是以, 倭之气增长; 我之气沮丧矣。 臣曾从道山之战得见, 麻贵所率㺚子二百余名, 皆持环鞭, 乱打如雨疾雷, 不及掩耳, 铳筒亦不暇放。 贼兵之走, 亦如我国人之走, 以此见之, 铳筒於马战, 亦末耳。” 上曰: “倭亦不及放炮耶?” 时言曰: “不及放矣。 走且不赡, 况能放炮乎?”

李如梅亦曾感慨倭军三十也不能敌蒙兵一人：

副总曰: “麻提督在此, 刘提督继来, 加以杨老爷经理之, 贼岂有不平之理? 曩者蔚山之役, 详探倭贼之技艺, 漂轻不猛, 倭子三十, 不能当㺚子一人......

总体来说，明代北方民族将士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北方各都司的达官兵比例明显高于南方，边疆高于内地，国防要冲多于后备卫所。例如嘉靖二十八年《真定府志》载此时仅北直隶重镇定州卫一卫的达旗军余便有一千八百九十七名。而据同在嘉靖年间成书的《岭海舆图》记载，广东四卫并神电、廉州、雷州七卫，并肇庆卫德庆所的达官兵也只有518名，整个广州明军中的达官兵总数也仅为：

见在达官千百户、指挥、镇抚共一百七十一员，总、小旗、头目达舍共七百九十四名。

即整个广东驻守达军只有百户以上军官171人，总旗（50人队长），小旗（10人队长）与普通士兵794人。以四个军余对一名正军估算，广东四卫加神电、廉州、雷州共七个卫，外加肇庆卫德庆所的鞑靼正军只比北直隶定州一卫的鞑靼正军略多一点。另一个内地后备卫所，山东都司的青州左卫之情况可能与广州诸卫类似，《武职选簿 》中记录了青州卫历史上的试百户以上军官293名（不包括年远事故军官），其中祖先有达官背景的只有12名。

《武职选簿 》中一个较为典型明代边疆卫所——三万卫指挥同知与镇抚的部分花名册，可以发现三万卫的军官几乎都是山后或女真人，但是已经使用汉姓名多年。

明军中蒙族军人的庞大数量亦可由在军功贵族中达官的较高比例见得，《明史》卷一百五十六言:

明兴，诸番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继以成祖锐意远图，震耀威武，于是吴允诚、金忠之徒，率众来属，遂得列爵授任，比肩勋旧。或以战功自奋，锡券受封，传世不绝。视夫陆梁倔强者，顺逆殊异，不其昭欤！

嘉靖二十六年《功臣袭封底簿》中备案了明朝至此出现过的112个世袭爵位（多数以武功得爵），其中的北方民族军人竟多达二十个，占人总数近五分之一，其中主要是蒙古贵族或军人，个别是回、西番等族的将领，他们是：

忠勇王金忠；忠勇伯蒋信；恭顺侯吴允诚；广义伯吴管；安顺侯薛贵；永顺伯薛斌；顺义伯金顺；顺义伯罗秉忠；伏羌伯毛忠；会宁伯李英；高阳伯李文；怀宁侯孙镗；东宁伯焦礼；怀柔伯施聚；忠勤伯李贤；靖安伯和勇；清平伯吴成；奉化伯滕定；南宁伯毛胜；武平侯陈友

除以上见于《功臣袭封底簿》者之外，明代的蒙古公侯还有明初的海西侯纳哈出（及子沈阳侯察罕，察罕坐蓝玉案死）、同安侯火真（永乐时同邱福战死，爵除）、被追赠西和伯的吴守义（初名把敦，杭海山人）等。

与汉族渐渐同质，是大多数明代达官的后裔的结局。有少数的明达官兵家庭或元蒙古人因为参与清兴、与回回人相为婚姻（达官中本身就包括大量的回回人）成为了现代部分满族与回族的肇祖。例如明代女真军官的后代佟养真与佟养性兄弟，以及脱脱的回族后裔河北新县脱氏。达官在今天的后裔，绝大多数应该是汉族。蒙古军官家庭姓名-身份的认同变化可能发生在短短数代之内，大量归附较早的鞑靼-回回-女真官兵已经被视为汉官、汉军，并不享受明官方对达官兵的额外照顾（明代达官兵的俸禄比汉官兵优厚许多）。

福建泉州干氏族谱首页影印，干氏姓氏来自家族二世祖，明锦衣卫指挥使，昭勇将军干巴秃帖木儿，干氏家谱认为，干巴秃帖木儿参与了郑和下西洋并平安归来。

明《武职选簿 》中一名青州卫指挥佥事的家世资料，可以看到郝氏家族中的第一位军官名叫“曲里帖木儿”，二代之后使用汉姓名。

《武职选簿 》中一名青州卫副千户的家世资料，王氏前两辈均使用蒙古名。

总体来说，有明一代中原蒙人后裔中有名者多为军人，以科举入仕途或以文学成名者较为罕见，其中翘楚当为尚书余子俊与晚明文学家冒襄。余子俊，景泰二年进士，祖籍京山，元末入蜀，在成化、弘治年间先后任兵部、户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弘治二年余子俊卒，孝宗为之辍朝一日，谥曰肃敏。冒襄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以守节为明遗民和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而闻名，如皋冒氏《冒氏族谱·东林公家传》云：

“公讳致中，字东林。先世为淮南王（镇南王）脱欢之后。至正朝，尝荐举儒术，为两淮盐运司丞，分巡丰利诸场，多所兴革，商民两德之。元亡，遁迹如皋，氏曰冒，为变姓之始。”

冒襄（1611-1693）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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