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主旨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列子和方法论证的？

《中庸》传承了古圣相传的道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朱熹在《章句》中更强调的，是“人心”和“道心”的区别。按照郑玄的解释， “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郑玄《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朱熹则以气理二元论来解释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赋焉。人的“性”，就来自所赋之理。喜怒哀乐作为人之本性，是无可回避的。儒家所谓天，要非人力所能转移、参与者，“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既然无可回避，就应当遵循本性而行，这就是“道”。而“教”是在天命、率性的基础上进行后天的的存养与修为，以免人偏离性与道。性、道、教，这三者为全篇总纲，是《中庸》对于的君子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溯源，也是下文“明善”、“诚心”和“中庸”的最终源头。
人之性乃天所命，因此这两者是相承统一的，连接点就是儒家强调的道德性。徐复观曾提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实际是对于在人的生命之内，所蕴藏的道德性的全盘呈露”。人之灵虚知觉，本皆源于道，大多类似。之所以有人心、道心的区别，是因为人心源于形气之私，而道心源于性命之正。道心是君子的修身明善的源头，在修身明善之前，首要的是守正本心而须臾不离。每个人身上都存有人心和道心，君子亦是。完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可能性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尽管在智力、天赋和能力方面差别很大，但所有人的都被赋予把自己实现出来的内在力量，从而能够达到与宇宙完全合一的状态。因此对于君子而言，在后天修为之前，首先要保存道心，扩而充之，使“道心”成为一身之主。
“君子”作为儒家思想中能够通过后天修为实践而达到的最高人格理想，它一直是历代大儒反复定义和讨论的传统，其中孔子对于君子人格的追求是这种传统发轫。春秋时期，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从等级身份转变为人格分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高贵者和低贱者此消彼长的现实困境，迫使孔子对于君子这一概念作出伦理内涵上的深化：君子被定位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理想人格，承载了孔子所有的伦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