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创作背景（在什么何情况写此作）

写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和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注：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第5期。)他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注：《座谈老舍的〈茶馆〉》中李健吾的发言。《文艺报》1958年第1期。)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串全剧。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终都走投无路，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
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新旧社会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他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接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代卓越艺术家，如于是之、郑榕、黄宗洛、英若诚等的演出，对确立该剧在当代的“经典”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