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中学多著名的作家都用笔名，而不用自己本来的名字？

笔名是某人发表作品著书立说时隐去真实姓名所署的假名。这种文学现象，皆与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的斗争情况，以及作品反映的内容，乃至作者的审美情趣等因素密不可分。五四运动以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政治环境异常险恶，文章署以笔名日渐其多，尤其是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杂文，为避免白色恐怖的迫害，使用笔名的现象更为普遍。鲁迅就曾使用过且介、何家干、仲度、白道、及锋等100多个不同的笔名。其他使用过几十、十几个笔名的作家也不在少数。有的作家，因为较经常地在主要作品上使用某一笔名，随着作品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其真实姓名反而程度不等地少为人知了。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丁玲、艾青等都是笔名。他们的真实姓名沈德鸿、李尧棠、舒庆春、万**、沈端先、蒋冰之、蒋海澄，就晓之者不多了。《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收编了近7000个笔名。中国现代文坛，极大多数作家都使用过笔名，有的多达数十个，有的脆以笔名取代了原名。使用笔名的原因，总的说来，是为了便于撰文发稿；具体细说，约有下列数端：
避免麻烦
有利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笔名是一种化名、代名，作者使用笔名，总有一些不愿披露真名的原因，为避免引起文字麻烦，特用笔名行世。此类笔名通常见于学术争鸣或 表自以为尚不成熟的文章。学术争鸣
是一种思想的交锋，真理的探求，论辩 双方总是各执一端，观点相左，但论辩者的人际关系却并不一定互相对立，有的可能是同学好友，有的是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有的在同一单位工作。如果使用本名展开论辩，就会碍于情面，或因其他原因，不敢放笔为文；但用笔名，则可直抒己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尚不成熟的观点
有的作者因为在报刊发表自己尚不成熟的观点，或为了有助于稿件的采用，也使用笔名。邓拓在《燕山夜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 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即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而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 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迫于环境，使用笔名以避嫌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因为言论不自由，为了避免文祸，不得不经常使用笔名避嫌，这实际上是一种笔战艺术。署名多变，活跃版面有的作者经常在同一家刊物或报纸上发表文章，有时甚至同时发表数篇文章，如果 是署同一个名字，今天某甲，明天还是某甲，前面某乙，后面又是某乙，读者就会觉得单调，而用笔名变换一下，版面就活跃多了。此种笔名，有的出于编辑之手，是编辑临时代拟的。不求闻达
故意隐姓埋名这话似乎说得有点奇怪，应稍加说明。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有的作者性格特别，他文章是要写的，但不想就此扬名，因而有意隐姓埋名，示人以不可测；也有的作者因视某些文章为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名堂，但能换几块稿费还是好的 于是随便化上一个笔名，这是别一种形式的“不求闻达”。作者使用笔名有着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使用笔名的好处是隐身、灵活、便捷。丰富多彩
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十分丰富多彩，如鲁迅、巴金、冰心女士、落华生、林语堂、老舍…。严谨作家的文字总是字斟名酌，反复琢磨推敲，以至于“吟稳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当他们在给自己命定一个笔名时，自然更要深思熟虑，独辟蹊径。探 一下作家的笔名艺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与独特情趣，而且对丰富取名艺术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通过作家的某类笔名，可以看到他们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和人生态度。许地山在1923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主要记述童年时，姐弟们“收获节”晚上和父亲一起讨论花生品格的一段生活故事。在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父亲经由概 花生的好处，引出了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的人生道理，启发孩子们要像落花生那样，质朴无华，埋头工作，有益人类。父亲的这番谈话，给少年许地山留下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志向，并长期以“落华生”（即落花生）作为自己的笔名。曾在辛亥革命后佐助袁世凯行帝制的刘师培，早先却“左”得出奇，他字申叔，取笔名叫“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宇宙之大，唯他最“左”，最革命。他在1907年流亡日本时，曾设计过一个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社会方案，他设想不仅土地、生产资料、产品和财富等统统公有，而且“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但后来，这位最“激烈”的人却由“左”转向了右，竟然拥护起帝制来了。“激烈派第一人”，透过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笔名，不正可以看到刘师培复杂性格的另一面吗？一些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总爱对作家的笔名寻根究底，其实并非每一个作家的笔名都有什么 微言大义，寄寓着什么深刻内涵。例如“巴金”的来历就很平常。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关于“巴金”这个笔名，他曾坦率地在文中写道：年轻时在法国，“我因身体不好，听从**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 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朋友（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我和他不熟，但是他**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金’。于是，中国现代文坛就出现了“巴金”这个响亮的名字。巴金还有一个笔名叫“余一”，余一合写就是“金”。由“余一”又产生了余三、余五、余七等笔名，根据“巴金”的谐音又衍化出“比金”，这些笔名都是非常普通的。夏衍也署用过一些十分平常的笔名，但其来历却颇风趣。40年代初，夏衍在香港《华商报》任职，有一天，他偶然见到这样一副对联：“凤游云海，鱼跃江天”，以为写得不错。正巧他给《华商报》撰稿需要化用一些笔名，于是顺手牵羊，一下子产生了四个谐音笔名：冯由、浑海、余约、姜添。浑海有时也直接写为云海，余约又衍化出余伯约。当时的《华商报》副刊首篇署名文章几乎全是这些笔名。有一类笔名是作家寄寓乡情乡思的产物，如郭沫苦之“沫若”，但这还要转一个弯，读者才能明白。有些作家干脆就用故乡地名取作笔名。如陈望道系浙江义乌人，他有一个笔名叫“一个义乌人”。又如章太炎之“余杭先生”，蔡元培之“会稽山人”，巴人之“剡川野客”（巴人系浙江奉化人，奉化有剡溪）。五四时期，冰心首创用性别取作笔名，自称“冰心女士”。后起摹仿者层出不穷，著名的有黄英称“庐隐女士”，冯沅君称“淦女士”，谢冰莹称“冰莹女士”，石汝璧称“评梅女士”，张近芬称“C·F女士”。说来有趣，冰心还有一个笔名叫“男士”。大概是雅兴所致吧，有些男性作家就用“女士”作笔名，如赵景深取作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张若谷取“刘舞心女士”，端木蕻良也有一个女性笔名，叫“红良女史”。柳亚子在给《女子世界》写稿时曾署松陵女子潘小璜，周作人刊发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则署名为“萍云女士”、“碧罗女士”。周作人的笔名很多，他在《我的笔名》一文中说：因为鲁迅用“孤孟”为号，他就用“起孟”为号。1909年春夏之间，章太炎给他们写信，称为“豫哉启明兄”，于是周作人从此就以“启明”为名，并衍化出岂明、难明、开明、恺明等笔名。现代文坛还有不少用外文写的笔名，有的是作家名号译音的缩写，也有的别有含义。如鲁迅的R·S，茅盾的M·D，朱自清的P·S，郑振铎的C·T，陈独秀的C·C生，冯乃超的N·C等。有的笔名是外文的读音汉写，如郭沫若的笔名“爱牟”，系英语“I”（我）的读音，“麦克昂”是“maker”（作者）的读音。作家的笔名形形色色，不拘一格，有不少笔名是在文字结构或读音上做文章，独辟新径，耐人寻味。有的是依据原名谐音取作笔名，如徐茂荣（原名）—徐懋庸，严文锦—严文井，陈光美—陈荒煤，何其芳—和其放、何启放，叶鼎彝—丁易，吴组缃—吴祖湘、吴祖襄，童天鉴—田间，吴席儒—吴奚如。有的是将原名省略—字，如萧秉乾—萧乾，吴春晗—吴晗，孙怀谦—孙谦，何孝达—何达。有的将原名颠倒，然后谐音。如刘绶松，笔名宋漱流，即刘绶松之颠倒“松绶刘”的谐音。文淑阳是杨述的笔名，翻过去就是阳淑文（杨述之文）。也有的是用拆字法衍化出笔名，如曹禺原名万**，将姓氏“万”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两部分，化出“曹禺”。安危原名王寄云，将“王”姓拆为两半，衍化出另一个笔名“于一”，又有“于恋一”。绀弩姓聂，有三个耳字，于是化出笔名耳耶（仍是三个耳）。由耳耶又谐音为二鸦。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二鸦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