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起

展开全部“贵州”这个名称，历史上确实作为城市名用过，但正式成为省名，则是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设立以后。清道光《贵阳府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矩州治今贵阳府城，贵州为矩州之音转。又说：“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因为这段话引出了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即：宋朝初年，居住在今贵阳一带的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北宋朝廷。普贵操着一口南方话向赵匡胤报告自己来自矩州，因土语“矩”、“贵”同音，皇帝没听明白，便在《赐普贵敕》中写下了：“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的话，贵州这个名称由此不断见于文献，最后变成了省的称谓。这个说法提出以后，竟然被广为认可，至今，谈到贵州省名的由来，人们大都会联想到那个听不懂西南方言的宋太祖，不知是感激他为我们起了一个好省名呢，或是觉得此翁糊涂得有些可笑。作为一代君王，因为将矩州误听为贵州，便令臣下照此草拟“敕书”，这样的事也许会发生在民间，但对极富政治、军事才能的赵匡胤是绝无可能的。宋太祖的确颁了一份《赐普贵敕》，此事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和其他一些文献中都有记载，其文曰：“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攻讨之典。“要荒”是古时的人们对王畿以外极远之地的称呼，赵匡胤以“惟尔贵州，远在要荒”来形容矩州的遥远，足见对这一地区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普贵归附之前，宋王朝的军队已经深入到过播州．在那里打了胜仗。一些将领还曾建议借助当时的得胜局势，对矩州用兵，以惩治其不朝贡之罪。只是由于赵匡胤一心想以“文德”收买人心，不愿使用武力征服手段，才避免了爆发战事。从《赐普贵敕》的内容来看，这份敕书的颁发，应该在普贵朝见宋太祖之前，而非其后。敕书中虽然有“唯尔贵州，远在要荒”这样的话，赵匡胤给予普贵的官职却依然是矩州剌史。这种封的官与敕文中的地名不一致是很少见的，宋朝皇帝的这种处置的确有些费解。普贵并不是第一个与宋王朝打交道的矩州首领。五代十国后期，居于矩州西北一带的乌蛮首领主色占领矩州，改名黑羊箐。主色的儿子若藏曾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向朝廷纳贡，并得到宋太祖的嘉奖，被授予归德司戈职。宋太祖既然已经给普贵的父亲封过官，应该不会因方言问题将矩州和贵州搞错。事实上，赵匡胤颁发《赐普贵敕》之前，贵州这个地名就已经有了，不过，那时候的贵州，在今广西境内。据《新唐书》载，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将原置的南尹州改名为贵州，原南尹州总管府所辖的郁林、怀泽、义山、潮水4县，仍归其领辖。这个贵州，从唐太宗设置开始，历经五代和宋元，一直保持到明初。直到洪武二年(13**年)，才被明**降为贵县，贵州之名也才与广西分离。身为大宋王朝的皇帝，赵匡胤对广西境内有贵州这个建置是应该知道的。但他在接受普贵归附之后，竟有意将矩州称之为贵州，只能说明在这位统治者的心目中，矩州这个地区有着较重的份量，脑子里已有了为之更名的想法。而矩、贵的土语发音既然相近，因应其音更名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近年的一些文章和资料，提出贵州省名来源于贵山的观点，并解释说：“贵州，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这种看法，将贵州与贵阳混为一谈，很容易误导人。后世一些人总是分不清贵州与贵阳的关系，闹出“贵阳贵州”一类笑话，恐怕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贵阳地名诞生以前，这座城市也曾经有过其他一些名字，宋代人就曾将其称为“贵州城”，元代更名为“顺元城”，还有“大万谷落总管府”、“黑羊箐”等别称。由此可见，“贵州”这个名称，历史上确实作为城市名用过，但正式成为省名，则是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设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