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的主旨思想是什么??

享誉全球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是六本小说的作者，《我的名字叫红》于一九九八年推出后，已被译成至少二十种语文之多，可算是帕慕克最享盛名的代表作。整部小说以色彩、景物、图画为背景，道出十六世纪鄂图曼帝国的秘辛。透过一位遭到谋杀的画家（镀金师高雅‧埃芬迪），去铺陈各种叙事声音，由死者本身到凶手到周边的各种人物及动植物：姨丈、小孩奥罕、守活寡的莎库儿及追求她的布拉克，或以斯帖、奥斯曼、三位画师（除了橄榄，还有蝴蝶、鹳鸟）、撒旦，乃至马、狗、树、金币、死亡、红色等。帕慕克不断就谋杀**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个人与国家、艺术与宗教、公共与私人、个别境遇与共同命运，扣紧三本书的插画（尤其针对苏丹特别属意的《庆典之书》及主角正在进行的「一本秘密编纂的书籍」），去「图」显政治、爱情、美学信仰的冲突及其暴力。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以谋杀与侦探情节为主轴，不如说它是个故事拼图、历史缩影及权力重新被腾写的版面，一再以新色彩、布局、主题、人物去再度建构、理解，让个别叙事者的真相再现方式化入更大的图画展轴的缝隙之中。一方面运用有如电影的「缝合」（suture）技巧，连结情节，扩充人物心理之发展面向，另一方面则又引爆更多的问题，把叙事体的完整、封闭性予以质疑和解除，以便读者仔细玩味，看出景物在细部铺写（detail）、小节复制（miniature）、背景秘辛揭露、重新誊写的过程里，一再以新的面貌出土。每一位叙事者的故事真实性也因而成为水中明月，不断引发涟漪作用，跟着其它继起的叙事角度而起伏、波动、蜕变、破裂、瓦解。以「红」这个主色调为例，它充斥了全书的篇幅，由鲜血（王子弑父兄、画师杀同事）到红地毯、红蜡烛、红墨水、红衣裳、红丝纱、远方红船，或红色所象征的热情、真诚，可算得上是既能与各种历史谋杀篡位、情色角逐、剧烈痛楚等联想在一起，但也与个人的死亡、记忆、作画活动，乃至喜悦、自由等情感彼此辐辏。如在一二九页，「我的思想，我面前的事物，我的记忆，我的眼睛，全部，融合在一起，化为恐惧。我分辨不出任何单一颜色，接着，我才明白，所有色彩全变成了红色。我以为是血的，其实是红色的墨水；我以为他手上的是墨水，但那才是我飞溅的鲜血」。不过，到一三八页，色彩则是「眼睛的触摸，聋子的音乐，黑暗吐露的话语」，红色是「炙热、强壮」的象征，与情欲、纯正几乎划上等号，「红」这位叙事者更透过两位画家的对话，问「红」的感觉、意义及气味，视红为对阿拉的狂热信仰，及对伊斯兰艺术的坚定理念（本土艺术超过威尼斯的艺术）之表征，「红」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解释红色」，一如「受撒旦诱惑的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坚持说我们无法看见真主」（一四○页）。反讽的是，这两位热烈讨论红色的画家却是盲者！在高雅这位镀金师灵魂飘上天际之时，他肉身所染上的血污却引导他迎向阳光、天使，他突然察觉到自由的真谛，「顿时，惊惧狂喜之中我明白了自己就在他身旁。在此同时，我感觉到四周涌入一股无以匹敌的红」。短短的一瞬间，红色染透了一切。这艳丽的色彩溢满了我和全宇宙」，但是血污的深红也令他在被带到衪面前时「感到羞耻难堪」。红色是物质与精神兼具，世俗而又神圣的色彩，透过红色，叙事者将一五九○年左右的伊斯兰世界日常生活的细节予以着色、勾勒、再现，每一种色彩就像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观点一样，也弥漫了红，但大致是血污、热情与孤独，只有在纯正的红加以照亮之下，也就是与真主产生信仰接触之时，才绽放出红色火花。小说是在这两种文本技巧（多元声音彼此交织及红颜料与纯红之对照）之下展开它的历史魔幻情节，成为既富侦探色彩又具文学、政治、宗教、自传、浪漫、流浪、成长，乃至后设小说（metafiction）各种文类的故事拼图。《我的名字叫红》是文类混杂、多音交响、各种画面不断重迭的故事拼图。故事」的大画面是以一个历史重要转折场景为其视域中心，也就是十六世纪的帝国与宗教、政治、艺术兴亡史，而这幅画的远近交点（vanishing point）则放在东西文明的桥梁伊斯坦堡，因此可说极具关键地位。一五○一年到一七三六年是萨非王朝统治时期，伊斯兰什叶派为当时的国教，如火如荼地展开对其他教派及其教义的挤压排斥作用。一五一四年鄂图曼苏丹在察地伦击败了萨非王朝的军队，大举掠夺波斯大不里士的宫殿，将精美的细密画、书籍带回伊斯坦堡，于一五二○年至一五六六年缔建鄂图曼文化的黄金时期，将帝国的版图加以扩充，往东西方延伸。继位之苏丹穆拉德三世登基，《我的名字叫红》便是在苏丹三世的任内（1574〜1595），以鄂图曼苏丹在伊斯坦堡下令编纂《技艺之书》、《庆典之书》、《胜利之书》的绘制工作此一历史**为背景，深入铺陈细密画家奥斯曼大师及他的徒弟（橄榄、蝴蝶、鹳鸟、高雅）的作画工程。故事一开始是高雅这位镀金师被杀之后，他以尸体的位势，作出自我表白及回溯。但是，小说并不是以侦察凶手为其主轴，反而是从不同的观点一一拼出整个历史的图像，先是高雅的尸体说话，他请读者注意追究他死亡背后所隐藏的「一个骇人阴谋」，因为它「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一一页）。死者的记忆其实相当含糊，而且他每一段的叙事长短不一，反而是另一位叙事者，也就是出国十二年浪子回头，刚从东方返回伊斯坦堡的布拉克，提供了较详细且立足于个人成长经历的集体记忆与心理认同戏剧。除此之外，有趣的是：狗、马、树、小孩也都来讲述所见所闻，一幅一幅由远而近，个人与群体、公共与私下彼此交织的史诗图画长轴于焉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叙事者中有个小孩，也就是原配丈夫一去不回的莎库儿她的第二个儿子，名字也叫奥罕，据帕慕克在访谈中供称，莎库儿的孤独及她与儿子的关系大致是他本身的亲身经历，兄弟之间的争吵、打斗，他们与母亲的不断妥协、和好，其实颇具自传色彩，这在某一意义上加深了此一小说将历史与个人传记交织的面向。但是历史与魔幻的面向并不出现于历史、帝王、人物、画师，乃至作者本人的童年往事彼此纠缠而已。年代纪（如布拉克是于一五九一年回到伊斯坦堡）往往与更重要或隐而不彰的**连结而在无意识中产生其意义，尤其这些画师正在奥斯曼的引领之下，纷纷由边饰、画马、着色、镀金去呈现《庆典之书》的各种面貌。他们是在伊斯兰教派之间对政教偶像、宗教仪式、绘画再现的诠释冲突、族群暴力，乃至伊斯兰面对基督教势力，细密画传统与威尼斯艺术、东方时间与西方时钟（伊丽莎白女王所赠）彼此角力的背景之下展现个人的创意及局限，同时四位画师与师父、同事、宫廷、行政长官之间也充满了矛盾，高雅被谋杀之后，他所遭谋杀的原因，不断在各种叙事声音中呈现出不同的缘由：贪人钱财、同行相嫉、爱情三角、宗教迫害等，似乎莫衷一是，很难下定论。这些历史、文化上无法轻易厘清的冲突、变化、暴力、掠夺及协议，扣紧了公共与私人的大小**，从内到外，由远而近，或以大型叙事（如布拉克的历史回忆）及其国家转型叙事，或以细节（如奥罕、莎库儿及死者本身的枝节叙事），彼此交会、纹饰、掩盖，构成了各种交互肯定、指涉或质疑的存在。什么是主？何者是客？而真相又如何彰显？这些议题在中古或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尤其一些插图本（illuminated text）中，其实并非日后的空气远近法，以观赏者之主体位置为准所统合的视域及其世界观所能比拟。在伊斯兰的绘画美学中，画与隐藏的世界秩序，赏画者的精神状态及其宗教情操之间，存在着多重神秘的联系，诚如布拉克指出：
趁着每一段寂静，我研究面前的图画，想象画纸上的颜色分别出自热情的橄榄、美丽的蝴蝶与亡故的镀金师之手。我忍不住想学学恩尼须帖对着图画大喊：「撒旦！或「死亡！但恐惧阻止了我。不仅如此，这些插画让我心烦意乱，因为尽管我的恩尼须帖再三坚持，我却实在写不出一则可以配合它们的适当故事。而且，慢慢地，我愈来愈肯定他的死亡与这些图有关，感到焦躁不安。（一六二页）
画
与死亡、谋杀、失序、焦躁，尤其与故事背后所隐含的线索有密切的关系。模仿或复写是《我的名字叫红》非常重要的手法。其实不只是画师做插图，重新再现画的意境，人物之间也不断复制彼此，而画师们个别讲述的三个寓言故事，乃至皇室之中的家庭血腥史，都一再复述出人类的宿命。凶手」在二十三章结束时的告白也许是个脚注，说明这部作品何以会透过绘书之细节复制画师及其心路历程，去铺陈一个大时代的变化及其潜在的多元冲突、转机：
我们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他走在我的前方，浑然不觉我的存在，我们穿越伊斯坦堡蜿蜒扭曲的街道，上坡又下坡，如兄弟般行经野狗群聚打架的荒凉巷弄，跨越邪灵徘徊的火灾废墟、天使斜倚圆顶熟睡的清真寺后院。我们沿着对死者灵魂低语的扁柏树，绕过幽魂聚集的积雪墓园，看不见的远方盗匪正在勒杀他们的牺牲者。我们走过数不完的商店、马厩、苦行僧修院、蜡烛工厂、皮革工厂和石墙。随着我们持续前进，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在跟踪他，相反地，我其实是在模仿他。（九五页）
踏着古人走过的足迹，穿越荒凉但又熟悉的街道，置身于废墟与圣殿之间，主角们突然发现自己已进入虚实难分难解的叙事魔域。在这种诡异的情境中，历史想象、现实世界、小说情节、艺术再现彼此复制，一再可被重新腾写，此一惊悚体验大概是这部作品最耐人寻味的面向吧。（本文作者为清大外文系教授）（本文由麦田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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