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姓名的各种演变的作文，字数800字左右，诗歌除外

名字，只是人们的一个代号而已，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名字也会与政治挂上钩。我叫黄斌，其实我原来并不叫现在的名字，因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才改了现在的名字。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因为我祖父在解放前为一介秀才，以教书为业，在土改时期被划成了“富农”，从此“四类分子”的帽子便落在了我们头上。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鼎盛时期。那年的暑假的一天，我随大人们一道下田插秧，随同插秧的有一位公社干部（其实就是本大队的人），刚好在我左边，据说是派到我们队上来蹲点的，和社员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看我那时年纪小，还是个插秧的好手呢，那位干部看我插的又快又好，先是面带笑容地把我称赞了一番，于是便和我聊了起来，问我是谁家的孩子，读几年级.颇有长者的慈祥，我便一一作答。最后又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我叫黄先朝，先后的先，朝代的朝。他琢磨了一会，脸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便对身旁的其他人说：“先朝这个名字改得不大对头，他的意思是要继承先朝祖业，恢复旧社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听着听着，觉得这下可闯了大祸了。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父母，父母着急了，父亲对我说：“我们又要挨批斗了。后来，为了“避嫌”，我便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从此“黄山”、“黄土”、“黄河”便成了我的代号。但阴影始终伴随着我，在我读初中时考上了中专，因为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给刷下来了.那时，父母对我们管教很严，我们也很争气，尽量不给这个已被“唯成分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家庭再添麻烦。记得有一次，社员们在地里挖红薯，大人小孩都随便拿着吃，而我只能望薯兴叹，一位大妈见状，拿了一个红薯给我，我看了一下母亲，母亲使了一个别人难以发现的眼色，于是我便对大妈说：“我不吃，您看，我还饱着呢！还用手摸了**故意腆起的肚子。其实，那时干大集体谁都填不饱肚子。直到“十年**”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紧扣在我们头上的那顶沉重的“四类分子”的帽子才被摘掉，高中毕业回乡多年的我又重新考上了大学，我的名字才正式有了“户口”，并定名为“黄斌”，也就是我现在的名字。由于我爱好新闻和文学写作，我又为自己取了不少的名字，如“黄冰”、“寒冰”、“冰泉”“冰之泉”等等，这些都是我的笔名。如今，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已入了党提了干。我坚信，那些陈腐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将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