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年节的变迁

传统节日具有历史渊源、美妙传说、独特情趣和深广的群众基础。它们反映了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会。春节则是**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有开始、有尾声，有思想、有仪式，有对遥远过去的追忆，也有对美好愿景的展望，通过无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谱写了合家团圆、辞旧迎新的篇章。
近百年来，春节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这与社会的变化不无相关。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本文将以雍渡村为个案，根据口述材料，从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春节习俗变迁。
总体上讲，20世纪40-50年代，当地农民难以度过年关，却异常重视敬神、祭祖，反映出当时农村经济的破败及人们的无奈与企盼；60年代初期的春节习俗新旧交织，体现了社会的急剧变革；60年代末到70年代，是社会泛**化、**话语充斥生活的年代，传统春节习俗退出了乡村社会；到了80、90年代，春节文化传统出现复苏，然而改革开放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春节习俗产生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而近几年，农村春节年味淡化，正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及新一代农民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变化的结果。
一、建国以来雍渡村春节习俗变迁
（一）20世纪40、50年代
在大多数的受访者印象中，建国初期的春节的习俗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可以将这短时期看作一个重要的定位轴：在这之前，当地春节习俗千百年来没发生多大改变。人们要忙着对保佑、赐福于他们的神祗、祖先有个交待；要对一年来的往来账目有个结算；要对亲戚、邻友给以节日的慰问，以使今后能更好地相处。对一年来的家庭事、个人事都要加以总结，以使在新的一年里，个人能更有进步，家业更加兴旺。
“小子小子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沥沥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面粉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夜；大年初一街上扭。”在本人的调查中，记录到这个流传已久的歌谣。歌谣描述了过去春节期间的活动安排。而事实上，与成都市相距不远的郫县当时安靖镇雍渡村还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为主的村落。当地农民十分贫穷，过年的真实情况远不如描述中丰实。
（1） （1）年前准备
40、50年代的过年风俗几乎完全延续传统，春节作为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在这些天一定要吃好穿好，辞旧迎新。当时人们盼着过年，把最好的粮食也攒到过年吃。
年货早早就开始准备。腊月初八喝完腊八粥，就去集市上筹备年货。当时年货没法一次性办齐，今天用粮食换点调料，过阵子再换点布匹……过年十分拮据。当时根本没钱买多少油。年货首先少不了过年必备的蔬菜，主要是萝卜、水白菜、卷心菜、大葱，冬瓜、土豆等这样的蔬菜穷人则多数买不起。年前买鞭炮、春联、年画、水果、糖、酒、菜等物品，以及调味品，酱油也属于奢侈品，肉类则在当时来源于自家养殖。50年代末**过年给每人发一两白糖或黑糖。此外，年前自家腌制腊肉、磨糯米粉做汤圆。进入腊月中旬，各家各户就开始推碾汤圆粉，为大年初一全家人可以吃到象征甜甜蜜蜜、团团圆圆的红糖汤圆做准备。汤圆里包着红糖、芝麻、花生，以红糖汤圆为主。当地很少吃面食，所以没有过年蒸馒头的习俗。
十二月廿二、廿三收拾棉纺车。平日“男耕女织”，女性整日在家中纺线织布，缝衣绣鞋。当地是蜀绣的发源地，当地妇人各个市能工巧匠，天天忙碌这。而赶到过年将一年的活收拾起来，好好休息半个月。
当地有句歌谣：“懒婆娘过了二十三，眼泪擦不干”，意思是当时孩子多，人又穷，没啥给做的，马上又要过年了，不禁让母亲黯然伤神又无可奈何。二十三开始就是正式为过年筹备。
十二月廿三晚“送灶王爷”。传说灶王爷这天要骑马上天。灶王爷一年四季都在厨房，伺候一家老小吃喝，观看男女老少的行为，二十三那天上天禀报玉帝。所以民间有说法要把他嘴巴抹上糖，有的地方还给他抹上酒糟，让他醉了不要乱说话。当地人把厨房贴的灶王爷画像取下，裹点蒿草，意在给马准备上干粮，用火烧掉。边烧边念叨：“灶爷灶婆你别嫌，一把蒿草送上天”“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 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 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
十二月廿四、廿五：为孩子们做衣服，缝鞋缝袜子。受经济条件限制，很多大人过年也没新衣新鞋穿，即便如此，还是要给自己的孩子过年做上一套新着装。据当地老人的话就是：“过年就是给孩子过的。”
十二月廿六、廿七：掸尘，即扫尘。这一天，主妇会带着孩子清扫家里的所有角落，除了平时打扫的地方，还要搬动家具，清理卫生死角；刷洗家具、地板、窗户，用特制的长扫帚清扫天花板，把积了一年的灰尘和积垢清洗干净。除了将地面、角落彻底进行一次打扫，还要对墙面进行“漫墙”，即用调制好的稀泥把墙重新抹一遍。当时家家都是茅土房，用泥和杂草糊的墙。将糊了一年的年画、墙纸撕下，抹一层新泥，晾干后糊上新的墙纸。
十二月廿九煮肉。当时一盒火柴一分钱。人穷，杀完猪90%的猪肉都卖了，给自家多剩下猪头、内脏留着过年吃。
（2）节日的仪式与活动
十二月三十：成都人元旦不吃饭，因为“饭”与“犯”，同音，为了避讳，则吃汤圆或挂面以祈求合家团圆，福寿绵长。早起吃汤圆，中午吃面条。吃完早饭后，大人一般为过年筹备买菜。之后去坟头上香。吃罢午饭下午贴春联、年画。大门上还贴上秦琼、敬德的画像。年画的内容多种多样，有“梁山伯祝英台”“王昭君出塞”，也有福星等各种神仙画像。此外，贴上新的神像，包括“灶王爷”“仓神爷”“土地爷”“天地爷”“财神爷”。贴好画像点上一炷香，祈求神仙保佑。当天下午又被称为“接灶王爷”，贴好春联年画神像后一家人聚在大门口放炮，迎接灶王爷从天上回来。
年夜饭前，大人总会一边给小孩洗澡，一边再三叮嘱小孩不能乱讲话，不能骂人，要说好话；大人在春节期间也很少骂孩子了。傍晚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饭菜是一年以来最丰富的。黄昏时分，在主客堂的北墙放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仪式用品(香、香炉、烛和两个烛台等)。当饭桌放好，画着家庭祖先肖像、家族兴旺繁荣场面的画轴挂起来后，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成年人小心规矩地走动，小孩保持安静。晚饭后，父亲和小儿子上祖坟请祖宗的灵魂回家。而后，在堂屋门口举行迎接财神、天神、地神、灶神以及其他不知名的亲属神灵的仪式。“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据当地人口述，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虽说是通宵守夜，一般半夜11、12点就睡了。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旧俗规定，需要在寅时至卯时（凌晨3点至7点）“进头香”，即敬天、敬神、敬祖宗，祝愿新的一年合家平安、万事如意，过后大放爆竹迎接新年的第一天。村里有的人到附近的庙里去烧香拜佛，期待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实际上，当地多数村民晚11时左右就睡下了。睡前给孩子将新衣、新鞋放在床头，让孩子新的一年从新开始，拥有更好的一年。
正月初一：一整天呆在家里，不去走亲访友。一早起来，换上新衣新鞋，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之后全家人一起吃面。中午的伙食也比往日丰富。一整天家人、邻里之间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此外还有种种禁忌。例如，已经嫁出去的闺女不能回娘家，否则会把娘家吃穷，只能在初二或初三回娘家。其含义是嫁出去的闺女大年初一要在婆家侍奉公婆。早餐忌吃稀饭、荤食及**品。过去穷人家才吃稀饭而大年初一的早上叫万神盛会，因此为表尊敬首先不要吃荤，过年吃**也不吉利。 忌叫他人姓名催人起床，这样表示对方整年度都要人催促做事。忌跟还在睡觉的人拜年，因为这样会让对方一整年都在病床中。忌白天初一、初二忌洗衣服：水有水神，水神的生日在初一、初二，因此这两天不要洗衣服。
正月初二到正月初八“走人户”。一早在自家吃完早饭之后带上腊肉，亲人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接着吃一顿丰盛的午饭，下午陆续离开。正月初二要“走娘家”，即已婚妇女带着夫婿、孩子回娘家拜年。当地有民谣：“有孝女初二三，不孝女月半担”，即孝顺的女儿正月初二、初三就带着夫婿回娘家做客，给父母拜年；不孝的女儿到正月十五才回娘家。
按照传统节日描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意味着春节的结束，而当地不兴过元宵节，没有挑灯、吃元宵等相关习俗，于是走完人户，基本代表年过完，人们又恢复日常生活。
（二）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段时间，正处于“人民公社”、“**”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郫县安靖镇雍渡村亦如当时全国大多数的农村一样，处于吃公共食堂的时期。由于**提倡过“**化的春节”，饥饿、身体的疲累和缩短的闲暇时间，使大多数人没有过春节的心思，集体化的生活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过春节的多余物资。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庄稼没法正常生长，人们饿得刨野草根、吃树皮。
祭祖和敬神虽然受到压抑，但在大部分地区尚未严格禁止，因此当地不乏村民偷偷进行仪式。当时对联的内容多数是称颂人民公社、**、**和党的。从报纸上看，春节期间更多的报道是：过春节巩固农村速成识字学习、宣传婚姻法、进行爱国卫生运动、努力生产、俭省节约、农民要为**工业化的总目标而奋斗等等。传统的春节习俗开始遭受到强烈的**与意识形态的冲击。
（三）60年代末——70年代
“**”期间的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物资仍很匮乏。在这段时间，过年仪式一律取消，老人过世也不允许任何仪式进行，悄悄掩埋。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是**气氛非常紧张，人人自危。祭祖敬神受到非常严厉的禁止，很多人放弃了祭祖敬神的活动，但也有部分人仍在家中偷偷祭祖敬神。压岁钱和鞭炮作为“四旧”也被禁止，但极少数的家庭仍然偷偷给小孩压岁钱，一般给1、2毛钱。只有对联受到的影响不大，仍然可以贴，但全都是**化的语句。
（四） 80年代——90年代
80年代初期，社会经济有所起色，但仍处改革开放初期，尚未有很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放松了，祭祖祭神的活动恢复起来，人们愿意也有能力向祖宗和神灵供奉更丰富的祭品。但也有的家庭，由于思想的改变等原因，主动放弃了祭祖祭神的一套。压岁钱和鞭炮又重新兴盛起来，手头较为松动的家庭大方地给孩子压岁钱。市场上开始出现印制的对联，以歌颂改革开放、党的政策和美好生活为主。可购买的年货种类增多，购买能力逐渐增强。家中的土房也翻新成砖瓦房，年前扫尘则免去了“漫墙”这一传统。大家重又开始串门走动。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在大年夜听收音机中的联欢节目也成为时兴的活动，少数买得起电视的家庭甚至可以通过电视观看晚会。
（五） 近十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显著，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虽然**恢复了过年的传统文化活动，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尤其是成都市“城乡一体化”政策影响，使得当地经济、村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靖镇雍渡村从房屋格局到人口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村民集中安置住房改变了传统村落布局，以种植业为收入来源转变为房租收入，年均收入一跃而上，08年村民人均收入8000余元。此外，近年来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村内入驻规模企业2户，从事个体服装加工、绣花品的加工企业作坊600余户，其他工业企业4户，务工从业人员2万余人，外来人口总流量一年可达到4万余人。
当地春节习俗的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就村民个人而言，集中体现在办年货、禁忌仪式、走亲访友、心理变化这四个方面。
“办年货”更多意味着商家发财机会的到来。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都可以在商店里买到，因此省去了“忙年”的许多麻烦。商品的极大丰富方便了生活，满足了食欲，却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忙年”时老少同乐的喜庆和兴致；此外，由于商品标准化的特性，各地各家的“年货”的口味都大致相同，地方特色迅速消失很多。每年依然有贴春联、挂福字的习俗，但近年来，以前贴年画、门神、挂台历的习俗基本消失。针对挂台历的家庭越来越少，可能和看日历的途径增多（通过手机、电脑等）有关。很多家庭在腊八节不再煮腊八粥，不再忙里忙外扫尘，不再用毛笔写春联，不再亲手置办年货；也没有对过年吃的热烈企盼，小孩也不必等过年才能穿新衣服。
随着大众传播的普及，旧习俗受到现代娱乐方式冲击渐渐衰落。大年三十下午在家里祭拜祖先，烧香缅怀祖先。以前还会专门去坟头祭拜祖先。但近年来这种风俗衰减。除夕夜合家聊天、长辈传家谱的惯例如今已被收看“春节联欢晚会”所代替，人们吃完年夜饭便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晚会，家族内文化传承活动的机会变得很少。老者感慨：“我讲的过节习惯，你父亲那辈人都不一定经历过，可能会有一点印象。你们就更不知道春节该怎么过了，吃的玩的也不一定非等到春节，平时都有。可能就是回家休息一下，看看亲人。现在不讲传统礼节、家族传统，这些习惯也越来越淡了。”
从大年三十晚上看春晚的形式可以看到，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使传统春节文化的生活方式由“群聚”变为现在的分散化、家庭化的活动趋势，从而使一些传统的年节文化内容及形式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另一方面，现代科技新产品的出现，如电话拜年等改变了拜年方式，削弱了走亲访友的传统。当地依然有“走人户”的传统，但明显减少。当地人更倾向过年去市中心逛公园、转庙会。很早之前这里腊月十五、二十五、以及大年初五有庙会。现在过年看庙会一般都在青羊宫等位于市中心的大地方逛。
在心理变化方面，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等同于趋吉行为，人们受信仰所致都是主动参与其中的，无论是吃年夜饭，还是贴春联，个体本身发挥着巨大的能动性。春联的内容，祝福的话语，都由个体来决定，而不是外在因素操纵。每个人都发自内心，自由地选择、表达与宣泄，以达到满足和愉悦的目的。所以在传统意义上，春节习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源泉，起着维系民众心理、调动来年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近年来，即使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抛弃传统的过年的许多习俗，某些方面吸收了商业的因素，如从“办年货”向纯粹的“买年货”的转变。随着商品和市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无孔不入，在一定程度上，个体已不再成为过年的主体，而成为被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电视观众，被剥夺了本属于民间、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人们成为复制消费性商品文化的被动消费者，成为庙会广场和商店马路边的观众和看客。除了亲友团聚仍发挥着相当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作用以外，依靠只剩下一些虚构形式的民俗，人们已感觉不到春节文化对个体的实质意义。连现在的小孩子都表示，除去大量压岁钱所带来的喜悦，他们并不知道过年和一般假期的区别在哪儿，反而大大缩减了他们与同辈群体游戏相处的时间，这与几十年前的孩子们期盼新衣美食，更期盼热闹的心理截然不同。此外，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的交流，压岁钱越给越多，走亲访友的礼品越来越高档，商业文化以绝对强势侵占了节日市场以及广大群众的心理。
就近年来当地过年氛围来看，大量的流动人口回家过年。小作坊的停产、商业街店铺关门，过年只剩下当地村民，而当地人又经常外出游玩，使得大街小巷反而没有平日热闹。过年期间说起热闹的声音，除了当地放炮声很热闹，就是麻将声。当地自2000年之后兴起打麻将。大过年的，亲戚朋友聚在一起，除传统的大摆“龙门阵”之外，打麻将也成了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挨家挨户的麻将声哗哗作响。
二、讨论：传统文化变迁与现代化
纵观各种“现代化”概念，我们对其进行如下描述：首先，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次，现代化是一种无限变革趋向“合理化”的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文明状态。“合理化”过程是一种综合性系统化的社会整合过程，达到的文明状态就是整合出一个能充分吸收消化现代文明成果，并且有现代文明创造能力的、充满现代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结构；第三，现代化本质上是**的。它的一切工作只不过是创建一个适应现代文明的权力体制和充满现代文明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结构，保障人的全面发展，是对传统的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更新创造的过程，这种整合改造过程需要由居社会之上的**权力体制的力量来完成。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制度的建立过程和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矛盾运动过程，一个整合创新过程与一个主体完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基辛指出的，人类是实用主义者，“总是选择适应途径来完成文化变迁中的种种冲突。所以，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有某种有效的选择机制，它会抛弃没有适应性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并能积极选择具有适应性的新的行为方式并形成新的风俗。”
对于文化变迁及其变迁原因，人类学、社会学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大多同意，变迁既可能来自文化内部的发现、发明和长时期的变异，也可能来自外部的接触、传播和涵化。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费尔丁??奥格本认为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是由物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的；一旦物质文化发生变革，非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价值观、规范和意义、社会结构等也发生变化。而克莱德.m.伍兹则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这里的社会文化环境指人、文化和社会；而自然环境指的是某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包括天然的和人造的两种。当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新的思想**和行为**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迁，通常会引起其他部分相应的变迁。物质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要求，会导致传统文化日益卷入现代世界，并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民间信仰日益疏远。
春节作为传统社会精神层面的一部分，无法逃避变迁浪潮的冲刷。另外，随着人口流动、现代交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交流传播，各种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接触，进而发生互相取代、增添和同化。现代生活和传统文化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改变，春节等节日的核心功能———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其传统意义，传统习俗注定其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被淡化、弱化。然而，必须看到春节的重要意义。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出现了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是流动人口日益增加，对社会生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出现了除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以外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群体；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物化，利益成为人际关系的中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人际交往中的冷漠、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和功利化。相比较而言，与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节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馈赠与分享。流动着的人们也暂时停下来，多数都要“回家看看”。这些特定时期内社会普遍行为所展示出来的大众心理，形成一种全民族范围内的集体意识，以及一种集体**。春节期间，人们还凭着种种活动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体会到了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亲属和乡邻、乡邻依附社区、社区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属于**的情感，并由此产生了差异中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三、结语
传统节日的价值就在于它彰显民族情感、昭示人生意义、滋养民族精神、它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
民俗本质上是一种带有鲜明特点的、沟通传统与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民俗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但思想文化无疑是影响民俗的最直接的因素，而“文化也是人类适应、反应和选择的结果”。传统春节习俗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破坏、70年代的批判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暂复苏，走向今天的所谓“淡化”，乃是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必然结果，是**逐渐融入世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由“农业文化”经“**文化”向“商品经济文化”嬗变的结果，也是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思想观念由家族思想、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演进的结果。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要发挥春节习俗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感召力与亲情的凝聚力，“年文化”的建设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社会文化相一致，需要在“差异”与“冲突”中“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