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银川称为什么

宁夏城取名“银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形成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今宁夏银川地区，古为灵州、兴州和朔方属地，史书中曾以“灵夏”、“银夏”、“麟夏”、“银麟”泛指过今宁夏和陕北地区，宁夏早就与“银”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至少从南北朝到唐代时期，今陕西省与今宁夏毗邻的陕北地区在地名上就被并称连呼过。特别是北魏间，在陕北设立了夏州(治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乡)，北周间又曾设置过银州 (在今陕西省横山县境东)，到唐朝时又改名为银川郡。此外，隋唐时期还在今陕北地区设置过夏绥银宥节度使。唐代，今陕北地区成为党项羌族拓跋氏的割据势力中心地带。而到宋朝，陕北更是宋与西夏争夺交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北宋雍熙二年(985年)，银州(银川郡)城被西夏军攻取，元丰五年(1082年)，宋军又于永乐城旧址(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重新修筑一座新城，取名“银川寨”或日“银川城”，此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宋夏在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于是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史书便把古夏州、古银州与古银川城联系起来而泛泛呼之， 从此，银与夏就彼此相连，密不可分了。到了明朝，在一些名人、官员先生们的笔下，为了表达抒发怀古之幽情，托古之雅趣，有时别出心裁附会古意，有意识的以夏州含射宁夏，而同时亦以银州或银川来隐喻兴州与后来的宁夏城(今银川市)。如明按察副使曹琏的《西夏形胜赋》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是“翳夏州之大郡”。此“夏州”谓何?结合文题来看，文章所谓夏州，就是指古西夏，也是指明代宁夏镇城，因为文内所提到的，“带河渠之重阻”，“水旋绕如环雍”，“营兴广武”，“园开丽景”，“灵武秋高”，“蠡山之云”，“贺兰晴雪”，“汉渠春涨”和诸如花马池、鸣沙州、应理州、平虏城以及昊王陵等地名都在宁夏境内，可见此文以夏州代指兴州即今银川市。 又如在山西省《永济志》中所载《重修河渎海神庙记》的记文中，所提到的捐修人郭之琮曾任过宁夏巡抚。而记文对此载述是：郭之琮“开府银夏”，显然又以“银夏”指代明朝时的宁夏和宁夏镇城。 明朝还有一位宁夏巡抚王崇古在《北风行别总戎吴西台》的诗中，也有“三年肩我靖朔银，九秋驱驰丹心竭”的句子，这里又以“朔银”代称明疆宁夏和九边重镇的宁夏镇城。朔，显然指宁夏全境；银，则具指镇城了。 看来明代人正在逐渐把以“灵夏”、“银夏”、“朔银”和“银麟”指代古西夏和宁夏镇的大范围，逐渐向具指镇城(宁夏城)的点上转移与缩小。这时在诗句、文章中所提到的“银”和“夏"等字和词，还基本泛指宁夏全境，尚无明确的地名意义。 终于，在明朝后期，坐镇指挥西北四大军镇的三边总督刘敏宽，在他所作的一首诗中首次带来了突破。他在《秋日杨楚璞中丞抚临良唔长城关四首》之一中曰：“楼台矗矗冠层峦，无限华夷树大观。缥缈烟霞随剑履，横斜星斗乱旌干。须凭驼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函谷玉门堪鼎足，金城百二入安澜。” 刘敏宽，山西运城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由延绥巡抚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今宁夏固原市)，节制延绥、宁夏、甘州和固原四大军镇兵马和统一指挥西北各战区的战守军务。这首诗应是他在担任三边总督时，由固原赴花马池(今盐池县)执行秋防阅边任务时，在长城关(为明花马池城东门外长城关门)上西眺贺兰山下宁夏镇防区的即兴所赋。诗中所提到的“银川”已不是以古银州或古银川来进行隐喻射比古兴州和宁夏镇城了，因为诗句写到了河套，并与贺兰山同时出现，所描写的长城或黄河就如同两条带子，不仅“遥带”着“银川”，而且还“挹”注着“贺兰”。所以从诗句与整个诗意来看，诗中的“银川”，已实实在在是在确指宁夏银川平原或宁夏镇城了。 这也不难看出，直至明朝后期，仍然没有以“银川”确指镇城，所以镇城之内也没有出现以“银川”命名的情况发生。就连文人们最喜欢在书院的命名时，采用怀古的做法也没有出现，当时镇城的书院分别命名为养正、揆文和朔方等名字。 清代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开始纷纷看中“银川”一词，并渐渐在宁夏大地上广为使用，又从河西灌区慢慢收缩而具体定位到宁夏城的一点上，最终完全成为这座古城的别名和代称了。清代宁夏府隶属于甘肃省管辖，府城即今银川市。 在历史文献中，首次以“银川”代称府城，见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的《重修汉渠暗洞落成》的诗中曰：“河流运行汉唐中，双拖百练舞长虹。唐徕西绕兰山麓，汉延绵亘唐之东。……曾闻河源来自天，一曲伏流路几千，或是天公聊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在王全臣之后，较早使用“银川”射夏城的是通智，他是清廷兵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奉旨到宁夏主持修凿惠农、昌润二渠。七年 (1729年)渠成，他亲自撰写了《惠农渠碑记》，碑文一开头就写到：“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而北……。”立碑应在渠成放水之时，可知，宁夏古城以“银川”代称，真正出现在清康、雍之际。 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宁夏府知府赵本植在府城(今银川市)成立一所书院，就命名为银川书院。第二年，他的家庭教师汪绎辰又用两年时间编撰了首部关于府城的志书，也定名为《银川小志》。○23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中卫县《龙神庙碑记》亦记曰：“中邑夹河而治，决引灌溉，据银川之上游……”。次年修成的《中卫县志》，在《边防考》中称：“中卫实银川门户”。同时期的诗文还有中卫武庠生员周守域所作的《胜金关怀古》文中写道：“云茫茫，峰兀兀，雄关崛起势嵂崒，北有沙漠之纵横，南有长河之滂渤。银川到此启管键，禁山带水不可越。” 至雍乾之后，出现类似的诗文就更多了。如在平罗县大武口贺兰山东麓寿福寺(俗呼北武当山寺)所立的《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曰：“宁郡之北路，平邑西北乾方武当山者，乃山林古刹，西夏名蓝，映兰阜之来龙，结银川之胜果……” 还有孙良贵的八景诗《官桥新水》。诗曰：“鸣沙启宇逼西戎，浩浩车书万里同。水近银川堪鼓楫，桥如京洛好乘骢。” 从此以后，各种带“银川”的诗文层出不穷，“银川”之称已渐渐家喻户晓，深得人心，被宁夏城乡广大人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