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怎样一本书？

2017-09-03胡平生36品国学讲堂

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如果说让我们从这浩茫的书海中评选出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著作的话，我想那毫无疑问要数《孝经》了。

《孝经》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余言，可是，两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广为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异族异国。《孝经》文义浅白，基本上没有佶屈聱牙的字句，可是围绕着它的作者，成书时代，文字异同、传注源流等一系列的问题，千余年来论战不休。爰及近代，更将邻邦日本的学者也牵扯进这场笔墨官司中。

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孝经》热，近几十年来已彻底冷却了。现在，很少有人对这部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再作研究。《孝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书？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固已漠然无知，就大多数中年人，也已不甚了了。

在海峡的那一边，《孝经》研究也未见有新进展。台湾商务印书馆七十年代出过一本“今注今译”。此书在译注方面较详细而全面，这是优点；较粗放而欠准确，则是缺点。关于《孝经》的各项历史疑案，此书都因袭旧说而不作考辨，可能是限于篇幅，没有能展开作深入地探讨。至于对《孝经》的评价，此书说：“孝道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而《孝经》是闻发此种精华的典籍。”这种说法恐怕也未必允当。

我们认为，《孝经》确是中国文化上最重要的古籍之一，要了解古代的中国社会，要了解源远流长的封建宗法制度，要了解根深蒂固的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就必须对《孝经》作一番透彻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它的文字、内容，也要研究它的流播和发展；不仅要研究它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要研究它对国民性、民族性的影响。至于“孝道”本身，如果说它真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那么，也应当以“尊老、敬老、养老、送老”为基本内涵，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也仍然是新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孝经》一书，虽然也大谈孝道，说到了一些行孝的具体事项，但是，它的核心却并不在闻发孝道，而在以“孝”劝“忠”。因此，今天的研究者必须用新的观点和材料，对《孝经》作出全面的考察，真正弄清它的基本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正确的、公允的评价。

一、《孝经》的作者、成书时代及书名的由来

《孝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由于上古时代书籍不题署著者姓名，因此，当后代人们态度认真地追查起某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的时候，便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又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怀疑古书是后人的伪作。《孝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关于《孝经》的作者，概括起来大约有八种说法。

1、孔子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2、曾子说。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3、曾子门人说。宋人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4、子思说。宋人冯椅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指《孝经》）当成于子思之手。”（王应麟《困学纪闻》）

5、孔子门人说。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说：“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

6、齐鲁间儒者说。朱熹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简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经义考》卷二二二）

7、孟子门人说。近人王正已《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古史辨》第四册）

8、汉儒说。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按，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

这八种说法，反映了《孝经》真伪之争中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前五种说法，还都是把《孝经》作为上古之书在讨论它的作者问题，除了“子思说”理由太片面，其他意见多从《孝经》的内容推测得来，都可备一说。后三种说法，都把《孝经》看成后人编撰之书，当然就是伪书。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说，先秦虽然确实有《孝经》，但因文简义浅，传诵者甚少，经秦始皇焚书坑儒，遂告绝亡。到汉初，有些儒生利用《吕氏春秋》引用过的《孝经》文字，杂糅先秦各书，仅纂成今本《孝经》。需要指出的是，指斥《孝经》是伪书的人，都是使用传统的辨伪学方法而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这种方法，被视为伪书的古籍多到不可胜数。特别是近代“疑古派”的先生们更将这种方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辨伪”大帚几乎要把早期的古籍都扫进伪书的行列中。然而，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大量的战国、秦、汉简帛文书的整理成果，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旧有的方法和旧日的结论。近来，已有学者利用丰富的地下发现对古书的年代进行了“再认识”。他们指出，古书往往不题撰人，并没有概念明确的作者；许多古籍非成于一时，又非出于一手；有些古籍又经过后人整理，甚至也有附益和增饰，尽管如此，也不能把这些古籍斥为伪作。他们认为，根据出土发现总结得出的关于古书的这些知识，已证明传统辨伪学所定判别真伪的标准大多不能成立。笔者有幸参加了部分简帛文书的整理工作，我是完全赞同这些学者的看法的。实践告诉我们，轻易否定古籍的态度是很不妥当的。

《孝经》记载了孔子像曾参讲述孝道的言论，上古时没有后代那样的著作意识，讲述就是一种创作。孔子当然是《孝经》作者。但是，孔子最初的讲述可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比较口语化的，他的学生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归纳整理，甚至还进行过文字上的润饰、加工。最初做这项工作的可能是曾参，后来是曾参的学生，因此，文中曾参也被称为“曾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曾子和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都是《孝经》的作者。

《孝经》的成书，至迟不晚于公元前241年，这一年《吕氏春秋》修成，其中引用了《孝经》文字。《察微篇》云：

《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

这一段引文见于《孝经·诸侯章》，文字全同。又，《孝行览》云：

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书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这一段与《孝经·天子章》，仅在个别文字上有出入，显然也出自《孝经》。所以，汪中《经义知新记》说：“《孝行》、《察微》二篇并引《孝经》，则《孝经》为先秦古籍明。”

有人指出，《孝经》与《荀子》、《左传》、《孟子》等书文字内容有雷同之处，乃是《孝经》抄袭了这几种书。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先看与《左传》有关的几个例子。《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宝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行??”

《孝经·三才章》云：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

《左传》宣公十二年：

士贞子谏曰：“??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孝经·事君章》云：

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左传》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夫克对曰：“??以训则?e，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

《孝经·圣治章》云：

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公德。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北宫文子对曰：“??故君子??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君子则不然，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的《左传》有关文字，全是当时的名臣名言，这些言论也会通过一定的媒体在社会上传播，也可能载入官方的“史记”，因此其他人就有可能借用或发挥。这里并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左传》与《孝经》有着共同的史实为依据。

再看与《荀子》有关的一例。《荀子·子道篇》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孝经·谏诤章》云：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谏诤章》的这些话，曾被当做《孝经》是伪书的“证据”。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背，劳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今《谏诤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又何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抡类。而《荀子·子道篇》的文字，不正是从另一个方面旁证《谏诤章》确是孔子的观点吗！《荀子》记的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谏诤章》记的是孔子与曾子的对话，两个对话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分析起来存在着多种可能——可能孔子有不同的讲法，可能学生转述、传习中造成了差别，可能整理方式不同而出现了差异，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对上古书籍成书的过程和特点有了正确的理解，就不会对这样的两种又相同又不相同的传本大惊小怪。

《孝经》与《孟子》似乎也有些联系。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说：“《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孟子》与《孝经》相似之处，主要是论述问题的“格式”。如《孟子·离娄上》云：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孝经》前数章正是按照这个顺序和格式排定的，说到天子之孝，“刑于四海”；诸侯之孝，“保其社稷”；卿、大夫之孝，“守其宗庙”；庶人之孝，“谨身节用”。

又，同章云：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天下、国、家、身，《孝经》基本上是这种格式，《谏诤章》说，天下不失天下，诸侯不失其国，大夫不失其家，父身不陷于不义；《孝治章》也大抵如此。如何解释这种联系。旧日的考证就把《孝经》看成是孟子的学生所作，而我们认为，这只能看成《孝经》在《孟子》成书前后也有过一次润饰、加工的整理，因此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清人任大椿《孝经本义·序》说：“《孝经》一书，孔子为曾氏而作，而曾氏门人次而成之者也。??再传至孟子，后推明是书以昭后世。”（《有竹居集》卷八）他注意到孟子与《孝经》的关系是对的，但说孟子“推明是书”却缺乏根据。实际上，《孟子》思想与《孝经》的一些观点并不一致。那么，在《孟子》成书前后，对《孝经》进行过整理工作的人是谁呢？我们推测，可能是乐正子春和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乐正子春似乎与“孝道”、《孝经》有些特殊的关系。文献中关于他的孝行故事很多，而且往往与《孝经》的内容有联系。《吕氏春秋·孝行览》记：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廖出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乐正子春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父母全而生子，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忧。”

《礼记·祭义》里也记了类似的故事，也说是“吾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礼记·檀弓下》记述了乐正子春丧母后“五日而不食”的故事。《公羊传》昭公十九年记：

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

也把它看成是孝亲的典范。从师承关系上说，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曾子临终，他与曾子的两个儿子曾元、曾申守在病榻边。如果我们把乐正子春的承师关系与孟子作以比较，可以画出如下一张“对照表”。

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认定《孝经》在战国晚期曾由乐正子春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加以整理，就能够解释许多矛盾的现象。

《孝经》最后是由刘向校定的。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一部分与儒家思想有关的内容，整理小组辑为《儒家者言》。其中有三节与“孝”有关，先抄录于下。

《儒家者言》二十二：

故人主孝则名999（按，这是竹简编号）

天下（誉矣人臣孝）则事君忠处1840

置之子不敢撅也父母全之子不敢1842

父母全而生之1848

二十三：

子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己610,2340

二十四：

肤受诸父母曾子866

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1831

毁伤父不子也士不友也□□313

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谓孝1199

（□□教之所由曰孝□经□□）1845

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769

整理者已指出，《二十二》、《二十三》两节内容见于《吕氏春秋》、《大戴礼记》、《礼记》等篇章，但是，他们却回避简文与《孝经》的关系。如866、1831二节可能与《孝经》首章有关；1845“教之所由”或即“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孝□经□□”或是“夫孝天之经也”的省讹《三才章》。769“为人子亲死然后事”或于“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终矣”（《丧亲章》）有关。这些竹简有可能是《孝经》的传注或解说。

定县40号汉墓的墓主是中山怀王刘修，他死于汉宣帝五凰三年（公元前55年），竹简的时代当然应在此之前。如果竹简完好无损的话，我们有可能看到一种未经刘向整理校订过的古本《孝经》，现在，却只能从残破的简片中推测《孝经》的古貌了。

接下来要谈谈《孝经》的名称，这也是一个长期纷争不已的问题。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后人对此说有怀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

按，诸经故不系以“经”字，惟曰《易》、曰《诗》、曰《书》，其经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经》，自可知非古；若去“经”字，又非如《易》、《诗》、《书》之可以一字名者矣。

他又批评班固之说道：

安有取“天之经”之“经”字，配“孝”字以名书，而遗去“地之义”诸句之字者乎？书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况此又为第七章中语邪？

我们认为，《孝经》称之为“经”，与《易》、《诗》、《书》称“经”意思并不完全相同。《易经》、《诗经》、《书经》是汉人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后加上去的，《孝经》的“经”是道理、原则、方法的意思。事实上，书名、篇名中的“经”字并不都是“后代俗人”所加，先秦诸子书中其例甚多，出土材料中也有例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轶书中有《经法》、《十六经》等，皆为战国晚期的著作，《十六经》就是十六篇论文，讲的是十六种道理和原则。邢?m《孝经注疏》说“经”是“常行之典”，突出了“典”的意思是不对的。皇侃在《孝经义疏》中说：“经者，常也，法也。??事亲常行，存世不减，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这样诠释就比较妥当。用今天的话说，《孝经》就是“关于孝的道理”、“行孝的方法”的意思。《吕氏春秋》已引用了《孝经》这一名称，可见它在战国时甚至在最早成书时固已有之，并不是后代将它奉为经典后才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