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怎么样

今人研究历史，须抱有对当时人“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几乎成为了陈寅恪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但是，能做到者少之又少。不要说跨代理解，就是对身边人感同身受都很难做到。 我认识的一些人冲我抱怨：历史学的研究一点都不好看。是的，很多研究确实一点都不好看。即便如学界大牛杨奎松的著作，虽然水平一流，但阅读体验着实不佳，哪里比得上小说的阅读畅快。 不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史学书籍、文章只是在讲是什么，没有去探求为什么。这也是史学文章说好写就好写的地方，只有你有足够的材料，洪秀全有几根胡子总归是能考证出来的。而要想讲清楚为什么，却就难了。杨奎松老师的著作当然也在讲为什么，也讲清楚了为什么。但是他的讲述过分讲求论从史出，鲜见理论分析，绝少看到感情流露。虽然史学研究要讲求公正客观，但人文学科毕竟不同于理工科——拿实验数据说话。过分形式化的追求多少会有损人文学科的魅力，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的研究都立足于”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根本上是感性的动物，缺乏了情感的支撑，研究成果的感召力自然会下降。 在我看过的史学著作中，把研究、情感、同情之了解等等融合的最好的无疑是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张力与限界》无疑也达到了这个高度。特别是序言部分，读后让人澎湃。以我阅读过的些许党史材料来看，黄道炫无疑道出了本人所想，只是比我的感触要深刻要丰富的多。在这本书中他不仅生动详实的展示了是什么，而且稍带感情、略用推理的解释了为什么。比如在书中前半部分，作者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和生动的民国材料，证明了苏区的土地情况跟宣传的相差甚大，既没有土地严重集中，也没有那么多的恶霸欺民。面对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中央苏区会很容易的掀起革命热潮呢？其实也很简单，作者引用了黄仁宇的分析：“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利益的问题，之后的根据地建设的热潮与存在的问题，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失败，以及种种乱象，其实都脱不了利益的影子，而这正是让人可信的真实讲述，这也才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太纯粹的东西总让人生疑。 个人感觉，唯一遗憾的是，跟熟读古文的茅海建相比，黄老师在意象流淌和文字感觉上稍差一些。不过，有生之年，能够写一此书，流传后世，便是我之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