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将伐颛臾的社会背景

鲁国“三桓”犯上，是春秋时代各国贵族中以下犯上的普遍情况。鲁庄公有弟三人: 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因为都是桓公的儿子，故其后代称为“三桓”。三桓者: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
    “三桓”既强，其为乱之时便多了。最大的一次叛乱在昭公之时。据《史记》称，当时季孙氏因与后氏斗鸡生隙，而起冲突，昭公大概有一点恨季孙氏的跋扈，故站在后氏一边，助之攻季孙氏。这时叔孙氏、孟孙氏恐季孙氏败后自己的势力发生动摇，乃相救季孙氏，结果把昭公之军打败，并杀后照伯，逼昭公奔齐。“三桓”的势力，至此已登峰造极。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鲁国“初税亩”，表示公私斗争的导火线已经点燃了。鲁襄公11年(公元前562年),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对公室进行反击，“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把公室瓜分了。到了鲁昭公5年(公元前531年)，三家调整了互相的分地，“四分公室”，季氏独得二份，其他二家各得一份。昭公企图剪除三家的势力，结果失败，被三家赶跑了。
第一段
    第一句话介绍了谈话的政治背景: 季氏筹伐颛臾。第二句话交代冉有和季路作为季氏的家臣，将消息告诉他们的老师。孔子提出两点看法: 其一作为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季路应义不容辞地制止季氏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其二，收氏攻打颛臾是错误的。
第二段
    本段讲了第二个问题，即孔子从三个方面分析季氏的错误。
    冉有针对孔子的批评而自我辩解: “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当即给予反驳。首先引用周任的话，如果臣子不能尽职，宁可辞去职务，也不应尸居其位，徒得俸禄。接着孔子运用比喻论证，恰切地举出一个例子: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伤人，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是谁的过错呢? 难道是老虎、犀牛以及龟玉的过错吗? 显然不是，应是看守人员的过错，是一种失职。在孔子看来，季氏本来就是不通仁义的人，他的胡作非为是他的本性决定的。而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希望各国诸侯能重用他，从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各国诸侯并不采纳他的主张，于是他从事教育，希望他的学生到各国诸侯去参政，继续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而现在，冉有和季路恰恰违背了他的原则，于是他慷慨激昂地批评他们。
第三段
    本段谈论第三个问题。
    冉有提出讨伐颛臾的理由: 颛臾的城墙很坚固，又距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把它拿过来，将来会给季氏的子孙留下祸患。从这句话看，冉有是赞成季氏讨伐颛臾的，而前边却说: “吾二臣皆不欲也。”这种口是心非、遮遮掩掩的两面派态度激怒了孔子。于是，孔子首先批评他政治品质不端正: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同时指出冉有提出讨伐颛臾的理由是强辞夺理。这个道理在谈话开始，孔子已经从三方面作了分析。这里，孔子提出他的根本的政治主张，即: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里，古本有误，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与“均”是指财富，“寡”与“安”是指人口，下文所说的“均无贫”与“和无寡”可以为证。颛臾是鲁君先王封的“东蒙主”，如果季氏抢占它，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就会“不安”。接着，孔子批评冉有和季路，“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是错误的。
    结尾一句“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表现了孔子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见地。其实，季氏讨伐颛臾虽然可以扩大地盘，但主要目的还是要削弱鲁君的实力，最终篡夺鲁国的政权。从这个观点看，他发兵讨伐颛臾是一种烟幕，是一种试探性的武力示威，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刻的政治眼光一语道破季氏的阴谋，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冉有的论点，从驳论角度看是很雄辩的。
    本文是一篇对话体议论文。文中记载孔子与弟子冉有和季路的一段对话，对话中，冉有的观点表达得比较委婉，孔子的观点颇为鲜明，情绪也显得慷慨激昂。孔子虽然历来主张温、良、恭、俭、让，但是面对原则问题时，他却又有当仁不让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他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