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孔子鲁迅是从哪些方面批评孔子的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
　　鲁迅在分析和评价孔子时,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进取”的精神.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这一段议论,固然含有对孔子“深通事故”的讥讽,但并不是对孔子其人全盘否定,孔子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谈鬼神,是值得称道的,所以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鲁迅这段议论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贬,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曾论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女人的脚推定**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时,便求其次,即急于进取之人,又其次,为洁身自好者.这是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对积极进取者也不反感.鲁迅还认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的变迁》),尽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对于孔子的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鲁迅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之所以对孔子的本人评价采取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确实存着一定程度上的带有远见智慧,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着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又是孔子一生为之身体力行的.鲁迅做为文化**的伟人对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